朱镕基的香港故事。

昨天，一个属于中国改革年代的名字，成为了历史。

2026年8月12日，新华社发布讣告：

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于当天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朱镕基”三个字，已经是历史课本里的名字。

但如果你在香港生活过，或者经历过上世纪90年代至千禧年前后的香港，你会发现：

朱镕基的一生，和香港有着一段很特别的缘分。

他曾经来香港学习。

曾经在香港最危险的时候，为它撑腰。

也曾经在香港最迷茫的时候，站在礼宾府里，对着所有香港人说：

“我爱香港。”

而他卸任前留给香港的一段话，20多年过去，再回头看，依然令人感慨。

01
朱镕基第一次来香港，是来“学习”的

时间拨回到1990年。

那一年，香港还没有回归。

浦东也还不是今天高楼林立、金融机构云集的浦东。

（1990年的上海）

当时的朱镕基，是上海市长。

1990年6月，他带着上海经济代表团来到香港。

这次访问后来被收进《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而在当年香港举行的“九十年代上海经济发展——沪港经济合作展望研讨会”上，他很坦率地讲了自己为什么来香港。

第一件事就是：

“考察和借鉴香港的发展经验、城市建设和管理的经验。”

今天再看这句话，其实很有意思。

因为那个年代的香港，恰恰是中国内地观察现代市场经济的一扇重要窗口。

金融怎么做？

土地怎么开发？

城市怎么管理？

政府怎样和市场打交道？

国际资本如何进入一座中国城市？

这些后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而朱镕基来到香港时，正在思考的，正是上海下一步该怎么走。

（1990年的上海）

当时浦东开发刚刚起步，外界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好。

甚至有人问他：

这么大的计划，到底能不能实现？

会不会只是黄浦江上的一场“南柯一梦”？

朱镕基的回答很坚定。

他相信浦东一定会发展起来。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当时对香港的态度，并不是“上海要取代香港”。

恰恰相反。

他强调的是：

沪港合作，必须互利。

（1990年的香港）

香港媒体当时有一句评论，大意是：上海市长不远千里来到香港，对香港又有什么好处？

朱镕基直接借用文言回答：

“君何必单曰利？以友谊合作互利而已矣。”

然后他说了一串很“朱镕基”的话：

了解才能产生友谊，

友谊才能产生信任，

信任才能产生合作，

而合作，必须两利。

三十多年过去再回头看，这段话多少有一点历史的意味。

后来，浦东真的起来了。

上海也真的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金融城市之一。

但上海与香港并没有变成简单的“谁取代谁”。

两个城市反而在中国进入全球市场的过程中，扮演了完全不同、又彼此连接的角色。

而在朱镕基最早构想上海未来的时候，

香港，已经在他的视野里。

02

7年后，他再次来到香港

1997年。

这是香港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年之一。

7月1日，香港回归。

仅仅两个多月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就在香港举行。

这是香港回归后举行的第一项大型国际活动。

超过19000名与会者来到香港，包括来自全球的财政部长、央行行长、国际金融机构代表和媒体。

香港金管局后来评价，这场会议等于国际金融界向刚刚回归的香港投下了一张重要的“信心票”。

而那一年，朱镕基也来到香港。

此时的他，已经是国务院副总理。

但几乎没人想到：

真正的考验马上就来了。

亚洲金融风暴爆发。

泰铢崩盘。

危机迅速席卷亚洲。

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等经济体先后受到重创。

香港也被卷入风暴中心。

国际炒家开始攻击港元和香港股市。

香港最核心的金融制度之一——

联系汇率制度，受到巨大压力。

那段时间，对于香港来说，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一次股市下跌。

而是一场关于：

“香港守不守得住”的战争。

03 香港最危险的时候，他站出来了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

面对亚洲货币接连贬值，中国作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

人民币不贬值。

与此同时，北京不断向香港释放一个明确讯号：

中央会支持香港维护金融稳定。

朱镕基公开表示，中央将全力支持香港维护联系汇率制度和金融稳定。

那时候中国自己的家底，远没有今天这么厚。

所以这种表态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中央会不会真的拿出多少钱”。

金融市场有时候交易的，本来就是信心。

当市场知道：

香港背后还有一个国家。

事情就已经不一样了。

后来回忆那段历史，人们常常记住香港金管局、财政司和国际炒家之间那场惊心动魄的金融大战。

（1998年的香港，IFC还没有建起来）

但另一层背景同样重要：

那是香港回归后第一次真正面对世界级金融危机。

也是“一国两制”之下，中央与香港第一次共同面对一场如此巨大的经济冲击。

朱镕基给香港的，就是两个字：

撑住。

04 他每天至少看3份香港报纸

朱镕基对香港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习惯。

看香港报纸。

而且不是偶尔看看。

他自己曾经说：

香港报纸，他一天至少看3份。

重点看什么？

经济版。

因为他要知道股票行情，也要知道国际油价。

但他看的显然不只是数字。

他也看香港媒体怎么评价自己。

有一次香港媒体因为他把香港比作加拿大的多伦多而不高兴，认为凭什么上海是“中国的纽约”，香港却只是“中国的多伦多”？

朱镕基看到报道之后，还专门出来解释：

因为自己当时人在加拿大，而多伦多正是加拿大的金融中心。

（加拿大时任总理让-克雷蒂安(左)和朱总理在渥太华机场。）

甚至香港报纸骂他，他也看。

2001年全国两会上，他还主动提到香港媒体对自己的尖锐批评。

他的态度倒很简单：

批评可以尖锐，这是新闻自由。

某种意义上，这也解释了朱镕基为什么一直对香港保持兴趣。

香港对于他来说，不只是一座经济发达的城市。

（1998年的香港）

这里还有市场。

有国际资本。

有成熟的商业社会。

有法治制度。

有高效率的公务员体系。

还有一个会公开批评政府、甚至批评他的舆论环境。

这些东西，都是那个改革年代的中国不断观察、研究甚至学习的对象。

所以，与其说朱镕基只是“支持香港”，

不如说在他改革生涯的很多阶段里，

香港也曾经是他的观察对象和参照系。

05 2002年，他最后一次以总理身份来到香港

如果要选一段香港人关于朱镕基最深刻的记忆，

大概就是2002年。

（2002年的香港）

那一年，香港并不好过。

亚洲金融危机留下的伤还没有完全愈合。

楼市低迷。

失业率上升。

通缩持续。

政府面对巨额财政赤字。

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今天的香港人可能并不陌生的情绪：

香港是不是不行了？

2002年11月，朱镕基来到香港。

这也是他卸任国务院总理前最后一次访港。

在香港礼宾府的欢迎晚宴上，他没有照着一份长长的稿子念。

而是站在那里，谈了接近半个小时香港。

董建华当时最担心财政赤字。

朱镕基却反问：

“有什么好怕？”

香港还有财政储备。

如果真的有一天储备花完了怎么办？

他说，如果香港发行长期债券，

“我第一个带头买。”

全场笑了。

但笑完之后，他开始认真谈香港。

06

“解决香港问题的力量，在香港自己身上”

这大概是整场讲话里，今天最值得重新读的一部分。

朱镕基说，自己虽然天天看香港报纸，但如果因此就认为自己能够给香港开药方，那也不过是“江湖医生”。

因为真正能够解决香港问题的人，

不是北京。

也不是某一个总理。

而是香港自己。

（2002年，意外到访香港百货公司，大家都很惊喜）

他总结了香港几样最重要的东西：

开放的经济体制；

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

效率较高的公务员队伍；

优秀的企业管理人才；

与全世界广泛的商业联系；

以及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

所以他的判断是：

香港的优势没有消失。

香港遇到的，是困难。

不是末日。

他希望香港人重新创业。

尤其把希望放在香港的年轻一代身上。

这句话放在2002年听，是一句打气的话。

放到20多年后的今天再看，却多了一层意味：

一座城市真正的竞争力，到底是什么？

楼价？

股市？

GDP？

还是制度、人才、开放程度，以及与世界连接的能力？

朱镕基当年给出的答案，其实很清楚。

07 然后，他说出了那句后来反复被香港人提起的话

那天晚上，朱镕基越讲越激动。

他说：

“我就不相信香港会搞不好。”

然后说：

“若香港搞不好，不单你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

香港已经回归祖国。

如果在这一代人的手里把香港搞坏了，

“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

现场响起掌声。

那天晚上，他还提到了香港人熟悉的《狮子山下》。

最后，在准备离开讲台的时候，

朱镕基突然说：

“我爱香港。”

那一晚，这几句话迅速登上香港媒体头版。

一个即将卸任的中国总理，

在香港经济最困难的几年里，

用一种非常“朱镕基”的方式，

给这座城市打了一次气。

08 其实，他的一生本身，就是中国最剧烈的几十年

朱镕基192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

1947年进入清华大学电机系。

此后几十年，他的人生几乎与中国经济制度的变化重叠。

从国家计委，

到上海，

再到国务院。

他参与处理通货膨胀、金融秩序、国企改革、财税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一系列重大议题。

1998年，他出任国务院总理。

而那一年，他一上任面对的，就是亚洲金融危机。

此后几年，中国加入WTO，国企改革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全球化体系。

2003年，他卸任总理。

之后的朱镕基极少公开露面。

直到今天。

2026年8月12日。

他的人生最终停在98岁。

09 而香港，刚好贯穿了他的改革年代

现在回头看朱镕基与香港的故事，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循环。

1990年，他来香港，是来学习的。

他想知道一座高度市场化、国际化的中国城市，到底是怎样运行的。

1997年以后，他面对的是怎样守住香港。

金融危机来了，市场信心动摇了，中央必须让世界相信香港不会倒下。

2002年，他最后一次来香港，则是在思考香港下一步怎么办。

而他的答案始终没有离开几个关键词：

开放。

法治。

效率。

人才。

与世界连接。

以及香港人自己。

所以如果一定要问：

朱镕基从香港得到了什么？

或许答案并不是某一项具体政策。

香港更像是改革年代中国面前的一面镜子。

它让那个年代的改革者看到：

一个中国城市，可以拥有怎样的国际金融市场；

政府可以怎样管理一座高度商业化的城市；

资本、人才和制度如何共同构成竞争力；

以及一座城市为什么必须保持与世界的连接。

而如果反过来问：

朱镕基又给香港留下了什么？

除了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支持，

可能还有一种已经越来越少见的表达：

他会告诉香港人困难很严重。

也会告诉北京，香港搞不好，中央一样有责任。

然后告诉所有人：

不要那么快对香港失去信心。

10

24年后，再听一次那句“我爱香港”

2002年至今，已经过去24年。

香港经历了太多事情。

SARS。

自由行。

金融海啸。

楼市高峰。

社会运动。

疫情。

移民潮。

北部都会区。

大湾区。

以及另一轮关于“香港竞争力还在不在”的讨论。

所以今天再回头看朱镕基2002年的那场讲话，

最令人感慨的，或许已经不是那句“民族罪人”。

而是他对香港竞争力的判断。

一座城市真正珍贵的东西，

从来不只是它今天的楼价涨了多少，

恒生指数跌了多少，

或者这一年的GDP增长了几个百分点。

而是它有没有人才。

有没有效率。

有没有制度优势。

有没有与世界连接的能力。

以及身处其中的人，

还相不相信这座城市能够重新站起来。

1990年，

朱镕基从上海来到香港寻找答案。

2002年，

他又把答案留给香港：

“克服香港当前困难的力量和办法，就存在于香港本身之中。”

2026年8月12日，

朱镕基走了。

那个曾经一天看几份香港报纸、会在意香港媒体怎么骂他、在金融风暴里替香港撑腰，也曾站在礼宾府里高声说出“我爱香港”的老人，

成为了历史。

而香港还在继续回答，

他24年前留下的那个问题。

香港，究竟凭什么继续成为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