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构建中国语用学自主知识体系

现代语用学的形成，深受西方哲学、语言学与认知科学传统的影响。自言语行为理论、合作原则、礼貌理论、关联理论等经典理论相继确立以来，国际语用学已形成较为成熟的概念体系和研究路径。中国语用学的发展，曾长期受益于这些理论资源的译介、阐释和应用、检验。但也必须看到，早期研究多以西方理论解释中国材料，以中国材料验证既有理论，原创性概念、方法和模型相对不足。如何从中国语言生活和社会实践中提炼具有解释力、检验性和推广价值的语用学理论，已成为中国语用学进一步发展的关键议题。新时代，中国语言生活正经历深刻变化。数智技术重塑了公共沟通、网络互动、社会治理和国际传播的基本形态，多模态表达、网络社群、人工智能对话系统不断改变意义生成方式和互动秩序，文明交流互鉴与国际传播也对中国叙事的理解、接受和共鸣提出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加快构建面向中国问题、扎根中国材料、形成中国理论、提供中国方案的语用学自主知识体系，既是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语言国情研究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

中国语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涵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立场自觉。中国语用学不能停留于对外来理论的移植和验证，而应从中国语言生活的实际问题出发，回应中国社会的交际实践、制度运行、文化传统和国际传播需求。第二，以原创性为导向的理论自觉。自主知识体系并不等同于简单的“本土化”表述，而应在概念、命题、方法、工具和解释框架上形成真正的理论贡献。只有既能解释中国经验又能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理论，才具有更高层次的学术生命力。第三，以系统建构为目标的体系意识。语用学自主知识体系不只是若干零散概念或个别研究成果的集合，而应形成一个整体结构。第四，以社会实践为导向的问题意识。语用学研究还应服务于语言教育、社会治理、公共传播、国际传播、人机交互等现实场景。

近年来，中国语用学形成了一批具有文化解释力的研究成果。在学科方向上，汉语文化语用学、经济分析语用学、伦理语用学等研究方向相继发展。在理论命题上，礼貌准则、礼貌原则新拟、人情原则、语言模因论、语用身份论、关系空间论、“家文化”视域下的礼貌观等理论成果，为解释中国社会中的言语交际提供了重要资源。在研究领域上，医患沟通、教育话语、商务互动、媒体话语、政务传播和网络互动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推动语用学从书斋理论走向真实社会生活。互动语用学、实验语用学、数字语用学和计算语用学的发展，也为中国语用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了新的视角。情感计算、语用标注和人工智能对话系统开始进入语用学研究视野。当然，也要清醒看到，目前的自主知识体系仍存在若干短板。其一，主体意识和理论自信仍有待增强，一些研究在概念设置和问题提出上依然受制于既有西方框架。其二，原始创新仍显不足，源自中国文明史、思想史和语言实践史的理论模型尚不完善。其三，研究方法发展不均衡，历史语用研究、田野语用研究、纵向跟踪研究、实验语用研究和计算语用研究仍需加强。其四，应用评价体系尚未健全，面向社会治理、国际传播和人工智能系统的语用能力标准仍处于起步阶段。其五，国际表达能力仍需提升，中国语用学核心概念的外译与阐释尚未形成稳定机制。

“两个结合”为构建语用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方法论启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要求语用学坚持实践立场和问题导向，面向中国语言生活中的真实问题展开研究，如基层治理沟通、公共危机回应、城乡语言服务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求语用学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可转化、可分析的本土概念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礼”“仁”“义”“和”“信”“诚”“名”“言”“辞”“度”“势”“时”等观念，蕴含着丰富的语用思想。它们不仅关涉话语规范和表达策略，也关涉人与人、人与制度、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秩序。现代语用学可以将这些思想资源转化为更具分析性的概念范畴。例如，“礼”可转化为互动规范与关系秩序的分析范畴，“和”可转化为冲突调适与共识建构机制，“情—理—法”可转化为中国社会话语判断中的复合评价框架，“名—实”关系可为身份建构、制度命名和公共话语合法性研究提供理论资源。在具体推进过程中，还需强化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文化自觉要求研究者在中外比较中认识中国语用实践的独特性，避免以单一理论尺度裁剪中国材料。理论自觉要求研究者回答“语用学自主知识体系从何而来、为何而建、为谁而用”的根本问题，推动中国材料从“例证”变为“理论生成”的来源。实践自觉要求语用学研究进入真实场景，在教育、医疗、司法、政务、媒体、人机对话等领域检验理论的解释力和有效性。

构建中国语用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多维度协同推进。应进一步厘清语用学与语义学、社会语言学、话语分析、传播学、公共关系学、认知科学和计算语言学之间的关系，形成开放而清晰的“语用学+”结构。在基础语用理论层面，应对“合作”“含意”“言语行为”“面子”“礼貌”“关联”“身份”“关系”等核心范畴进行中国化重释和理论拓展。在实践语用层面，应面向教育、司法、医疗、政务、媒体、商务等制度场域，系统研究互动规则、话语策略和评价机制。在跨学科语用层面，可通过“场景语用”统摄认知、社会、文化、制度和技术等多重变量。在工程语用层面，应关注对话系统、智能客服、社会机器人和行业大模型中的语用推理、策略生成与评测标准。高校科研院所可以同政务机构、医院、互联网平台和人工智能企业共建实践基地与联合实验室，打通从理论研究到工具开发与社会应用的转化通道。加强中文高水平期刊、英文传播平台和国际合作机制建设，推动中国语用学成果进入国际学术评价体系。建设开放共享的语用数据平台，推动语料采集、转写、标注、存储、共享和伦理审查的规范化，为理论创新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推进中国语用学术语库建设，建立中英双向对照和阐释机制。对于“face”“politeness”“relationship”“identity”等国际语用学核心概念，不能简单对应为“面子”“礼貌”“关系”“身份”，而应根据不同文化中的地域差异进行深度分析。比如，可以通过“面子/脸面”“礼貌/得体”“个体身份/关系身份”等复合映射，呈现中西范畴之间既相通又相异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可以围绕“协商性面子”“关系身份”“情理秩序”“数字礼”等提出可检验的学术命题，推动中国概念从经验描述走向理论表达。

构建中国语用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需要概念创新，也需要方法和数据的支撑。语料库建设应覆盖不同地域、年龄、职业等群体，既关注正式制度话语，也关注日常生活互动；既收集文字材料，也系统纳入表情、手势、视线、声学特征、图像、短视频和图文共现等多模态符号。实验研究应从静态判断任务走向情景化、互动化和生态化设计，在控制变量的同时提高对真实场景的解释效度。在应用层面，可探索将语用学成果应用于公共政策传播、基层治理沟通、突发事件回应和国际传播叙事之中的途径。数智时代尤其需要建构人机协同语用模型，把语用推理、策略生成、情境理解、伦理判断和社会接受度纳入对话系统设计，提升人工智能语言服务的质量和可信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回应突发舆情的政务微博话语及政务语言能力建设研究”（20AYY00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京大学大学外语部/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 ： 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 崔晋

新媒体编辑：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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