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宁死不降，为什么他的弟弟却投降了元朝，还被元朝封了侯？

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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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都兵马司死囚牢前，拴着一匹高头大马。马鞍是用上好的皮革做的，马蹄铁在坚硬的石板路上敲出清脆的声响。牢房里，一个蓬头垢面、浑身恶臭的囚犯隔着铁窗往外看。

这个囚犯是大名鼎鼎的文天祥，而骑在马背上、穿着新朝正三品华服朝觐归来的，正是他的亲弟弟文璧。

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这对兄弟的选择～～

惠州城下的筹码

文璧在南宋快要灭亡的时候，做出了一个让全天下吃惊的决定。当时他是惠州的知州。那时候，南宋朝廷已经向元朝投降，大局已定，大势已去。元朝的铁骑席卷南方，抵抗似乎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意义。面对无法挽回的败局，文璧没有选择率领守军进行无谓的死拼，惠州城也因此免去了一场惨烈的围城战。在这个新旧政权更替的关头，他选择顺应大势，将惠州城献给元朝，归附了新朝。

在很多人眼里，文璧这个举动就是贪生怕死，背叛了朝廷。更关键的是，他的亲哥哥文天祥正在大都的牢房里，宁死也不肯向忽必烈低头。哥哥在前面当顶天立地的英雄，弟弟却在后面当了降将，这让文家的名声一下子跌到了谷底。

文天祥原本有两个儿子，长子文道生和次子文佛生，可惜都在战乱中早夭或者失散了。他在大都的死囚牢里，把文璧的第二个儿子文陞过继到了自己名下，用来继承自己的香火。在这封写给养子的绝笔信里，文天祥不仅没有痛骂弟弟文璧，反而给弟弟的投降做出了合理的解释。

文天祥在信里对孩子说，我们文家能有今天的富贵，都是因为祖上积德。现在国家遭逢大难，庙宇崩塌。我既然当了宰相，从道义上来说就必须为国捐躯。但是你父亲和你的叔叔留下一条性命，是为了保全我们文家的宗庙祭祀。我这是尽忠，他们这是尽孝，我们只是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而已。

在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文天祥和文璧这两兄弟，其实进行了一场心照不宣的分工。哥哥去追求道德上的至高无上，用死来成全大宋最后的风骨；弟弟则去承担最脏、最累、也最受唾骂的活，那就是活下去，把文家的血脉延续下去。

在乱世里的大家族，往往需要有人去前线拼命，有人留在后方守着家业，无论哪一边出事，家里总归能有一脉活下来。文璧跨上元朝马鞍的那一刻，他其实就已经放弃了名声。他选择用自己的膝盖，换取整个家族的物理生存。这种选择，在当时的儒家伦理里，被文天祥亲笔盖章认定为孝。

正三品的昂贵对价

元朝统治者对文璧这个降将其实非常大方，大方得甚至有点让人很难理解。

文璧投降之后，很快就进入了元朝的地方官僚体系。元朝朝廷先是让他担任临江路总管兼府尹，后来又把他调到南方，担任广西两江道宣慰同知，手里还握着副都元帅的军事头衔。朝廷给他的文散官职级是嘉议大夫。

在元朝的官方制度记录中，路总管这个职位是实打实的正三品。他手里管着一个地方的户口、钱粮、官司和所有的行政事务，是地方上说了算的一把手。而宣慰同知虽然是从三品，但因为带着副都元帅的头衔，在行省和郡县之间起到了极强的承转作用，手里是有兵权的。

要知道，元朝在制度上是非常排斥南方的汉人官员的。在元朝划分的四个等级里，南方的汉人地位最低。很多蒙古贵族在战场上拼死拼活一辈子，都不一定能拿到一个正三品的实权官职。可是文璧作为一个刚刚投降的南宋官员，居然一屁股坐上了正三品的位子，还拿到了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特等年薪。

忽必烈并不是傻子，他给文璧开出这么高的价码，当然不是因为文璧有经天纬地的人才。元朝朝廷之所以这么做，它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文天祥。

当时文天祥在大都的牢房里，不管元朝用高官厚禄怎么诱惑，他就是不肯投降。文天祥在南方读书人里的号召力非常大，他活着一天不低头，南方的反抗火苗就很难熄灭。既然文天祥的骨头太硬敲不碎，忽必烈就必须在南方树立起另外一面旗帜。

元朝朝廷把文璧捧得高高的，就是想给天下的读书人看：你们看，文天祥的亲弟弟都在大元朝当上正三品的嘉议大夫了，你们这些普通人还折腾什么？文璧手里的那份高官厚禄，本质上是元朝用来稀释文天祥道德光环的工具。文璧在地方上每发出一道政令，都在无形中消解着他哥哥用生命筑起的精神长城。这就是元朝朝廷最看重的政治交易。

撕裂的南枝与北枝

文璧在临江和广西当官的时候，日子过得非常撕裂。每天早晨他坐在公堂上，看着案头堆积如山的公文，耳边总能听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

刚开始，元朝的士大夫们为了迎合朝廷的意图，拼命在舆论上为文璧洗白。和文璧同辈的文人刘岳申，在给文璧写的墓志铭里说，大元朝统一天下，在文家一门里同时得到了忠臣和孝子，哥哥是忠臣，弟弟是孝子，这简直是天下的美事。

还有文人赵彬，在文璧死后的悼词里，更是把文璧捧到了极高的高度。赵彬把文天祥比作商朝为了劝谏而死的比干，把文璧比作归顺周朝以全商朝宗祀的微子。赵彬说，文璧的这种做法，在事情上是非常妥当的，在道理上也是忠于家族的，他自己心里根本不需要有什么愧疚。

这些洗白文章写得天花乱坠，试图用儒家经典里的微子去国来给文璧的变节寻找合法性。但民间的冷刀子，却比这些文章要锋利得多。

在南方读书人圈子里，一首没有署名的讽刺诗在私底下传得很广。这首诗写道，江南的溪山虽然美丽，但哥哥在危难中坚守，弟弟却在危难中投降。可惜了文家的梅花各有各的心思，南方的枝条向着温暖，北方的枝条却在忍受寒冷。

这首诗写得非常阴毒，它把文天祥和文璧的名字都嵌在了诗句里。那句南枝向暖北枝寒，直接戳破了文璧用来遮羞的全宗祀外衣。在普通人眼里，什么保全家族，什么延续香火，说到底还不是贪图北边朝廷给的温暖和富贵？

虽然文璧享受着正三品的荣华富贵，账上也多了很多钱，但在老东家和同行的圈子里，他的名声早就贬值成了负数。他一辈子被钉在了无形的道德黑名单上。他骑着马走在江南的土地上，背后是遗民们冰冷的目光；他坐在豪华的轿子里，耳边是民间挥之不去的嘲讽。这种名誉上的破产，伴随了他余下的整个人生。

老达子说

后来，到了清朝，乾隆皇帝读了文天祥的那首诗《上冢》，在旁边写下了一段非常严厉的御笔批注：文天祥有子，而不知其下落；文璧为元官，领取俸禄。文璧九泉之下，何颜以见天祥乎？

乾隆皇帝写这段批注，当然有他自己的帝王心思。作为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他需要的是臣子绝对的忠诚，哪怕国家灭亡了，你也必须跟着一起死。所以，他必须在道德上给文璧判处死刑，以此来警告天下的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