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保护不应成为生态沙文主义：保护不应凌驾民生、传统与千年人地智慧

生态文明立法，是现代国家治理的进步，守护绿水青山、维系生态永续，是全社会共识、全民共同福祉。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整合数十部单行法、统一生态司法尺度、压实环保责任、抬高保护底线，立法初衷绝对正当、绝对必要。

但正当的立法目标，正在遭遇严苛化、绝对化、一刀切的执行异化，滋生出备受争议的「生态沙文主义」：将生态价值绝对至上，将人与自然完全对立，将百姓千年沿袭的生产生活方式、传统非遗技艺、中医药自救救人行为，全部纳入严苛禁令、高额处罚甚至刑事入刑的范畴。

当一部旨在守护自然的法典，开始惩罚普通人的生计、民俗、医术、烟火，割裂中国数千年天人合一、取用有度、人地共生的文明传统，这已经不是生态保护，而是治理的过度越界、规则的无限紧箍。

一、全民感知的荒诞：普通人的日常，批量沦为违法高危行为

生态治理的初衷，是打击恶意排污、肆意毁林、规模化破坏生态的违法行为，守护公共环境利益。但在法典的低门槛入刑、全覆盖管控、无差别追责机制下，普通百姓的无害、谋生、救人、民俗一类行为，被全面刑法化、违规化，衍生出大量违背大众朴素认知的荒诞判例。

1. 中医采药救人：山野济世，反成违法犯罪

这是最刺痛社会舆论的典型悖论。

千百年来，中医本草根植山野，采药、炮制、济世救人，是中华传统医术的根基，是乡土民间最朴素的自救方式。无数乡村百姓身患疾病，无力承担高昂医药费，依靠祖辈流传的草药知识，进山采摘野生药材治病救人、守护家人健康。

但在现行生态管控与法典衔接机制下，大量野生草本、木本植物被列入国家一、二级保护名录。很多老百姓根本分不清山野草木的保护等级，仅凭祖传医术进山采药救人，无意触碰保护物种红线，直接被立案侦查、刑事拘留、追究刑责。

没有牟利、没有破坏生态、仅仅是救人济世，最终换来法律追责。

一边是国家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传承非遗医术；一边是民间最基础的采药实践被全面封禁、动辄入刑。济世救人的传统善举，败给了机械严苛的生态法条，彻底割裂了中医药与自然山野的千年共生关系。

2. 自家承包林地种树成材，砍伐变现即涉刑

依据《民法典》物权编，农民承包集体林地、自费栽种、数十年管护的杉木、林木，完全享有合法用益物权、所有权与收益权。种树、护林、成材变现，是法定的合法劳动所得。

但《森林法》及生态法典配套追责规则，确立了绝对的采伐许可制度：无论树木是否为自己栽种、无论林地是否自家承包，成片采伐必须持证，无证采伐达到量化标准，直接构成滥伐林木罪，可判处实刑。

唯一豁免的，仅有房前屋后零星杂树。

无数农户耗费十几年光阴、投入人力财力造林，林木成材后，因采伐指标紧张、审批繁琐、普通农户难以申请，无法合法变现；私自采伐售卖，直接面临牢狱之灾。物权归百姓，收益归管控，劳动成果被制度锁死，守法无路、自救有罪。

3. 千年非遗鸬鹚捕鱼：传统渔俗，沦为非法捕捞

鸬鹚捕鱼，是流传千年的水乡非遗技艺，是古人适度取用、永续渔猎的生态智慧。世代渔民依靠鱼鹰（鸬鹚）捕鱼为生，手法温和、捕捞量有限、从不竭泽而渔，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活态样本。

但在现行生态执法体系中，不分历史传承、不分捕捞规模、不分是否破坏生态，直接将鸬鹚捕鱼器具全域禁用，纳入非法捕捞管控范畴。非遗传承、世代生计，一夜之间沦为违法行为，传承人合法谋生无路，千年民俗濒临彻底断绝。

4. 休闲钓鱼、日常烟火，全部被套上处罚枷锁

普通百姓乡村休闲垂钓，本是最基础的民生娱乐、乡土生活。随着人工智能替代越来越多的体力劳动，越来越多的休闲人口将会造成数以亿计的时间有产者，每人发一根鱼竿，将会成为政府维稳的重要举措。如今执法层层加码：普通野钓使用泥鳅活饵，即被认定为“非法诱捕”，情节严重可触发刑事追责。

除此之外，贴近民生的日常烟火，也被严苛管控：城区、乡村全域严控露天烧烤、散煤燃烧，不分污染程度、不分零星自用与规模化排污，拒不改正即可最高罚款2万元。

5. 全域禁燃烟花爆竹：一刀切管控割裂中华千年民俗文脉

燃放烟花爆竹，是华夏民族延续两千余年的传统民俗。过年燃爆竹驱岁迎新、节庆鸣炮祈福纳祥、红白喜事礼炮致意，不仅是民间生活仪式，更是辞旧迎新、家国团圆、驱邪纳吉的中华传统文化符号，是春节、元宵等传统节日的灵魂载体，承载着中国人独有的年味记忆与文化情怀，属于实打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烟花爆竹的管控初衷，是治理噪音污染、消防安全、大气污染，初衷合理。但现实中多地采取全域、全时段、一刀切永久禁燃，不分城市核心区与偏远乡村、不分大型庆典与家庭零星燃放、不分节庆时点与日常时段。

治理上完全简单化、绝对化：为规避管理风险、压降环保指标，彻底取缔传统民俗。

千百年来“爆竹声声辞旧岁”的文化意境消失殆尽，传统节日的仪式感、氛围感被彻底剥离。以生态与安全为名的刚性禁令，没有分级、没有例外、没有节庆容错，直接割裂代代传承的文化根脉。

生态管控、安全治理，最终演变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单向清零。治理守住了指标、规避了风险，却丢掉了民俗、淡化了年味、割裂了文脉。

6. 全面禁烧秸秆：无视农业科学，截断农民千年优秀农耕传统

秸秆露天全面禁烧，是各地环保考核最硬、最无弹性的指标之一，也是最典型的单一环境目标碾压千年农耕智慧、农民合法生产权利的治理异化。

现代大量农业科学、土壤科学、植物保护的权威学术研究早已证实：适度、适时、可控的秸秆焚烧，是成本最低、绿色天然、无可替代的农业生态养护方式。

田间秸秆焚烧产生600℃以上高温，可高效灭杀稻瘟病、纹枯病、根腐病等土传病菌，杀灭玉米螟、蚜虫、虫卵及杂草籽，病虫消杀率可达85%以上，能够大幅减少来年农药喷施、降低农业面源污染。秸秆焚烧后的草木灰，富含速效磷、钾、钙、镁天然矿物养分，疏松土壤、提升地力、缓解土壤板结，是传统农耕数千年验证的养地手段。

多项定点试验与农学研究证明：传统燎地焚秸，能够有效切断病虫害越冬链条、减少来年病害暴发、稳定耕地产能、减少化肥农药依赖，具备明确的植保价值、土壤改良价值、生态减药价值。

但是在现行生态考核体系下，所有科学优势、农耕规律、作物安全全部被无视。

执法只看大气瞬时指标、只看PM2.5数据、只看环保督查台账，实行全域全年一刀切禁烧，不分早晚、不分干湿、不分连片零星、不分可控无害焚烧。一旦发现即刻处罚、通报、追责、约谈，基层为免责层层加码，彻底剥夺农民处置自有耕地作物残体、养护自家土地的合法农耕权利。

更矛盾的是：机械粉碎还田在多雨地区极易造成秸秆腐解发霉、病菌滞留田间，反而加重土传病害、诱发烂根死苗、增加农药用量，违背农业科学规律。农民明知会减产、多病、伤地，却被迫接受不科学的耕作方式。

本质上，秸秆禁烧是用单一的大气环保指标，绑架整套千年农耕生态系统，用行政禁令替代农业科学，用考核指标牺牲耕地养护、作物安全与农民生产自主权。

法典与执法逻辑不再区分「恶意破坏」与「正常生活」，不再区分「规模化污染」与「零星民生行为」，用统一的高压标准，约束普通人的基本生存、生活与文化传承、农业生产。

二、生态沙文主义的核心：生态绝对化，否定人地共生文明

所谓生态沙文主义，本质是一种极端的治理思维：

将生态利益绝对凌驾于民生生计、文化传承、传统文明、私人合法物权、农业科学规律之上，视人的一切自然取用行为为破坏，将人与自然完全对立，摒弃中国数千年「天人合一、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农耕文明内核。

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从不是「人退出自然、绝对零取用」，而是合理取用、循环往复、共生共存。

百姓采药济世、伐薪取暖、适度渔猎、山林耕种、燃炮节庆、焚秸养地，是文明延续数千年的基础，是人与自然动态平衡的常态。

但当下的法典执行体系，呈现出三个极端特征：

1.追责无差别：恶意排污、企业破坏生态的恶性行为，与百姓谋生、救人、民俗、自用的无害行为，适用同一套严苛罚则与入刑标准；

2.管控无边界：从工业污染管控，无限延伸至民间微观生活，烟火气、民俗性、自救性行为、节庆传统文化、传统农耕养护全部被规制；

3.容错无空间：无主观恶意、无生态破坏后果、沿袭千年的传统行为，没有任何豁免、缓冲、容错机制。

法典的制度设计，只守住了「保护生态」的单一目标，彻底忽略了法律的平衡价值：秩序与民生、保护与生存、规则与传统、环保与农科的双向平衡。

三、法典机制的结构性缺陷：入刑门槛过低，民生缓冲彻底缺失

《生态环境法典》本身条文严谨、初衷良善，真正的问题在于配套触发机制、司法适用、基层执法的层层异化，形成了「立法求全、执法求严、追责求重」的单向收紧格局。

第一，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衔接门槛过低。大量轻微、偶发、无危害的民间行为，轻易触发刑事追责，刑法的谦抑性彻底失效。刑法本是社会最后一道防线，如今变成管控百姓日常生活的常规工具。

第二，完全缺失传统生计与非遗传承、民俗文化、传统农耕的豁免条款。对于鸬鹚捕鱼、民间采药、传统山林取用、节庆燃爆竹、秸秆可控焚养等千年民俗与生产方式，法典未设置任何分类管控、特例豁免、过渡期保护，一刀切禁用、一刀切追责。

第三，只强调公民生态义务，完全忽视民生补偿与权利保障。生态保护限制了百姓的物权、经营权、生存权、文化传承权、农业生产自主权，但从未建立对应的损失补偿、生计替代、转型扶持机制。公共生态利益的代价，全部由底层百姓独自承担。

第四，机械执法取代实质正义。基层执法只看行为是否合规、是否触碰条文，不看主观动机、不看客观后果、不看历史传统、不看民生刚需、不看农业科学原理，「有行为即违法、有违法即重罚」。

四、真正的生态法治，从不排斥人的生存与文明传承

我们必须明确底线：反对生态沙文主义，绝不等于反对生态保护。

严厉打击企业超标排污、非法开山毁林、规模化偷猎盗伐、恶意破坏生态的行为，是全民支持、全民拥护的法治正义。

但保护生态，不是消灭民生；守护自然，不是割裂传统；完善法典，不是禁锢百姓；保护环境，不是违背农科。

一部良善的生态法典，应当区分三层边界：

1.区分恶意破坏与善意取用：严惩商业化、规模化、破坏性生态侵权，豁免百姓自救、自用、小规模传统取用与农耕养护行为；

2.区分现代发展与千年传统：对非遗渔猎、民间采药、乡土生计、节庆民俗、传统农作方式，设立专项保护与容错机制，延续人地共生的文明智慧；

3.区分工业污染与生活烟火、农作刚需：重点管控产业污染，对百姓零星生活行为、传统节庆文化、科学农耕养护，实行柔性治理、包容审慎。

生态保护的终极目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是无人的绝对荒野、无人的绝对禁区；是让百姓在绿水青山中安居乐业、传承文明、科学耕作，不是让百姓为绿水青山牺牲生计、背负罪责、割裂文脉、违背农规。

五、结语：别让生态法典，变成困住普通人的紧箍咒

绿水青山，是人民的绿水青山；生态保护，是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

当救人的中医变成罪犯、谋生的渔民失去传承、种树的农民无权收获、休闲的百姓动辄违法、千年节庆失去文脉、农民养地务农反遭处罚，严苛的法条已经背离了立法初心，沦为冰冷的生态沙文主义。

《生态环境法典》不该是一部只护山水、不护民生，只守规则、不顾传统、只重指标、不讲科学的单向管控法典。

真正的中国式生态法治，应当承续千年人地智慧、兼顾生态保护与民生福祉、平衡规则刚性与治理温度。

山水有灵，法治有度，民生有根。

愿法典守住绿水青山，也守住人间烟火、守住千年文脉、守住农本科学、守住普通人的生存尊严。

作者 | 吴必虎 豆包

编辑 | 周晴

图源 |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