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洁 程水龙 | 论《四库全书总目》中“注语”内容及其价值

按：本文发表于《四库学》（第十一辑）。微信版已略去注释、参考文献等信息，正式版本请以原文为准。

论《四库全书总目》中“注语”内容及其价值

曹洁 程水龙

摘 要：《总目》的总叙、小序、各书提要中有大量随文夹注的注语，以双行小字的方式编排，对某些字词、引文、文化知识等进行解释、说明、考证、校勘。馆臣用“注语”辨疑解惑，意在方便读者正确理解提要字词音义、明确关键问题所在，用注语完善《总目》大小序、案语不便涉及的问题，为馆臣提要文字的完美表达服务。运用“注语”夹注使提要行文连贯顺畅而不枝蔓，注语也凸显馆臣思维之缜密，使得提要表意更明确、完备。注语或存疑而不妄断，体现馆臣不随意武断的科学态度。“注语”这种手段的运用在《总目》编撰时代也显得更为成熟，配合《总目》提要主体，体现出当时崇尚考据之风气、馆臣敦崇实学之思想。

关键词：《总目》；注语；内容；价值

《四库全书总目》、又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总目》），由纪昀、陆锡熊等数百人历时数年编纂而成。在乾隆四十七年初稿完成后，经不断增删修改，于乾隆五十四年写定，武英殿刻板，且乾隆六十年浙江官府据文澜阁藏殿本进行了翻刻，见中华书局1965年版。《总目》全书共二百卷，著录的图籍，“基本上包括了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重要著作”。

《总目·凡例》第十则云：“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四十三（笔者按，“三”当为“四”）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如其义有未尽，例有未该，则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可见《总目》分经史子集四大类，大类下共分四十四小类，有些小类再分子目，通过编撰总叙、小序、案语，对图籍进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然而《总目》的总叙、小序、各书提要中有大量随文夹注的注语，以双行小字的方式编排。其编次位置与形式，与《总目》中大多位于子目之末、编排形式上低二字格的案语有明显差异。

一、《总目》中“注语”的内容

我国古代目录学的目录注释与一般注释学所言注语（多是对某一部书或一篇文章进行系统性地解释说明）存在差异，其注语一般附在正文中，解释说明图书的撰者、内容、篇章、真伪等。现存最早的有注释这种体例的目录是《汉书·艺文志》，此后的目录书基本沿袭这种做法，使用简短的注语补充说明图书的卷数、成书时代、内容性质等，《总目》也不例外，其“注语”与“案语”互为补充，共同为馆臣提要文字的完美表达服务。

《总目》注语约614则。其中经部180则，史部114则，子部164则，集部156则。这些统计数字不包括每部书提要开头书名下的注语，因这些注语于“每书名之下，钦遵谕旨，各注某家藏本，以不没所自”，故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

《总目》中的注语是馆臣对《总目》总叙、小序、提要、案语中某些内容作以解释、说明、考证、校勘等。其内容主要有：

（一）注音析字

《总目》著录的书籍年代久远，时人阅读存在语言文字障碍，故馆臣加注了较多注音、释义的注语。

1、注解字音。

古汉语中多音字是读者阅读、理解某些文字需要解决的，《总目》中的一些注语便是辨析字音。如卷十《易说存悔》提要“故《释名》曰‘传，传也’”下，注语：“案，上‘传’字去声，下‘传’字平声。”馆臣在注语中标注了《释名》所言两“传”字的读音。

又如卷二○○《词韵》提要“大抵作词之韵，愈考愈岐。万不得已，则于古韵相通之中，择其读之顺吻者用之，如东、冬、江、阳之类”下，注语：“江、阳古亦不通，此据六朝以下言之。”馆臣在此对“江”、“阳”两个字的古韵何时相通加以注明。

2、辨析文字。

为便于读者认知某些汉字形体演变，馆臣用“注语”进行解说，如卷三十四《六经图》提要“王皜……号雪䲨”下，注语：“按，‘䲨’字见周伯琦《六书正讹》，盖不知‘江’字古亦音工，遂别造此字，取工字谐声，反以《说文》‘鸿’字为俗体，皜不知其误而从之，亦好奇之过也。”馆臣在此解释说明王皜取字号“雪䲨”，却不知“鸿”为“䲨”本字。

（二）诠释特别的称谓与文化

1、解释特定称谓。

随着历史的发展，早期的称谓到乾隆时代便显得陌生，故而馆臣加注解说。如卷一○三《外台秘要》提要“外台”下，注语：“案，《猗觉寮杂记》曰：‘外台，见《唐高元裕传》。故事三司监院官带御史者，号外台。’”此处是解释书名中不为一般人知晓的职官“外台”。

又如卷一百三十八《含元斋别编》提要“据其子颐光后跋，枢生所著诸书，皆无锡顾冶排纂成帙，有《内编》、《遗编》、《别编》、《赓编》”下，注语：“案，‘赓’古文‘续’字，赓编即续编也。”馆臣解释“赓编”之意。

2、解说文化知识。

我国古代文化博大精深，涉及很多领域，诸如礼制、印刷文化、避讳等，在古书中多有流露，读者往往不明，馆臣往往予以注明。如卷一百六十八《云阳集》提要“其初登第也，元制以汉人、南人为左榜，蒙古、色目人为右榜”下，注语：“案，元制尚右，故《元史·梁增传》称谕安南以新朝尚右之礼，蒙古、色目人为右榜以此。”馆臣对此书作者李祁生活的元代尚右之礼进行解释。

卷一○三《证类本草》提要“今以二本互校，大德本于朱书墨盖”下，注语：“案，原本每条称墨盖以下为慎微所续，其式如今刻工所称之鱼尾。”馆臣在此解释说明元代大德本“墨盖”一词含义，即为《证类本草》宋代唐慎微所续文字的标记。

如卷九十一《伸蒙子》提要“叙君臣人之事”下，注语：“案，唐人避太宗讳，故以‘君臣民’为‘君臣人’。”《伸蒙子》撰者为唐人林慎思，因避讳唐太宗李世民名讳，其文将“民”字改为“人”字，馆臣在此予以注解说明。

（三）解说提要文字中的引文

馆臣在撰写提要时常引与某书相关的序跋或相关文献，考虑到其中某些文字不易为读者所知，则有意予以注解。

1、解释提要所引序跋文中的词句。

如卷一○三《小儿卫生总微论方》提要“前有嘉定丙午和安大夫特差判太医局何大任序，称家藏是书六十馀载，不知作者为谁，博加搜访，亦未尝闻此书之流播，因锓于行在太医院”下，注语：“案，南宋虽定都临安，而当时犹称‘行在’，以示恢复之意，《咸淳临安志》所载甚明。”馆臣指出南宋嘉定年间何大任序文“行在”的特有含义，以免读者困惑。

又如卷三十六《四书通证》提要“炳文为之序，称北方杜缑山有《语孟旁通》，平水薛寿之有《四书引证》”下，注语：“案，杜缑山，名瑛，金人；薛寿之，名引年，元初人。”馆臣在此注明胡炳文为张存中《四书通证》所作序文中杜缑山、薛寿之两人的名字、年代。

2、对提要所言某书籍撰者文中易使读者误解之文作补充说明。

如卷六十九《水经注释》提要“卷首列所据以校正者凡四十本。虽其中不免影附夸多”下，注语：“如所称黄宗羲本，原无成书。顾炎武本、顾祖禹本、阎若璩本，皆所著书引用考辨，实无刻本。又黄仪本，称其书今归新城王氏池北书库。考王士祯没后，池北书库所藏皆已散佚，见赵执信《田园集》，是其子孙断无收书之事，若士祯存时所收，则书归王氏，在康熙辛卯以前，一清年齿亦断不及见也。”馆臣在此解说《水经注释》的撰者赵一清在卷首所列据以考证的本子，并非属实，而有夸多之意，但并不影响此书的“旁引博征，颇为淹贯；订疑辨讹，是正良多”的价值。

又如卷一百五十八《拙斋文集》提要“其后吕祖谦又受学于之奇，祖谦祭之奇文云：‘昔我伯父西垣公，躬受中原文献之传，载而之南。先生与二李伯仲实来定师生之分。’二李谓李葵之子李柟、李樗。西垣公者亦谓本中也”下，注语：“案，祖谦之祖弸中，为本中之弟，本中乃其从祖。而祖谦称伯父者，盖用《左传》‘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语，然亦太僻矣。谨附订于此。”馆臣考订吕祖谦祭林之奇文中所称“伯父”的出处。

3、对提要品评书籍内容的文字再作详解。

如卷四十六《旧唐书》提要“长庆以后，本纪则诗话、书序、婚状、狱词委悉具书，语多支蔓”下，注语：“如《文宗纪》云：上每诵杜甫《曲江行》云‘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乃知天宝以前，曲江四岸皆有行宫台殿、百司廨署。又云：户部侍郎判度支王彦威进所撰《供军图略》，其序云云。《武宗纪》云：右庶子吕让进状，亡兄温女太和七年嫁左卫兵曹萧敏，生二男。开成三年，敏心疾乖忤，因而离婚，今敏日愈，却乞与臣侄女配合。又云：御史台奏，据三司推勘吴湘狱，谨具逐人罪状如后，扬州都虞侯庐行立、刘群于会昌二年五月十四日于阿颜家喫酒云云。”馆臣用注语举例解说《旧唐书》“本纪”中诗话、书序、婚状、狱词等语多支蔓的实情。该提要在“列传则多……不具首尾”下也有类似注语。

4、补充说明提要引文中的人物姓名字号、著述及官职仕履等。

如卷一百十二《竹谱》提要“《续宏简录》曰：‘李衎少时见人画竹，从旁窥其笔法，始若可喜，旋觉不类，辄叹息舍去。后从黄华子澹游学。’”下，注语：“案，黄华老人，金王庭筠之别号。澹游，庭筠子曼庆之别号。《书史会要录》称庭筠善古木竹石，曼庆亦工墨竹。”馆臣对提要的引文进行解说，让读者明白李衎长于画竹是因为师从黄华、澹游二人。

又如卷一《子夏易传》提要“晁说之《传易堂记》又称，‘今号为《子夏传》者，乃唐张弧之《易》。’”下，注语：“案，弧，唐末为大理寺评事，有《素履子》别著录。”馆臣在此补充介绍了引文中人物的官职、著述。

5、补充说明某些引文中其他问题

如卷一百二十一《石林燕语》提要“振孙之说未核矣。惟梦得当南北宋间，戈甲倥偬，图籍散佚，或有记忆失真，考据未详之处，故汪应辰尝作《石林燕语辨》，而成都宇文绍奕”下，注语：“案，绍奕始末无考，嘉定中有枢密使宇文绍节，疑其昆弟。”在提要“亦作《考异》以纠之。应辰之书，陈振孙已称未见，盖宋末传本即稀，仅《儒学警悟》”下，注语：“案，《儒学警悟》亦南宋之书，不著撰人姓氏。”馆臣将涉及南宋文献的“宇文绍奕”、《儒学警悟》作简介。

又如卷一百五十四《陶山集》提要“佃本受学于王安石，故《埤雅》及《尔雅新义》”下，注语：“案，《尔雅新义》久佚，今散见《永乐大典》中，讹脱断烂，殆不可读。”馆臣说明《尔雅新义》散佚的现状。

6、对提要中的某些引文存疑

对于提要引用的某些相关文字，因各文献记载有异，一时难定其是非，馆臣在注语中将与被引文字的不同文献载录，以资读者参考。如卷九十九《六韬》提要“《经典释文》曰……谓《太公六韬》，《文》、《武》、《虎》、《豹》、《龙》、《犬》也”下，注语：“案，今本以《文》、《武》、《龙》、《虎》、《豹》、《犬》为次，与陆德明所注不同。未详孰是，谨附识于此。”

（四）以注语代校勘

馆臣多为考据学家，往往将考订校勘的结果以注语的方式夹注在《总目》提要中。

1、注明脱文，如卷七十四《闽书》提要“《明史》本传亦称所撰《闽书》一百五十卷”下，注语：“案，《书》实一百五十四卷，盖刊本误脱一‘四’字。”馆臣校勘《闽书》，发现《明史》何乔远本传脱文。

2、改移倒文，如卷九十二《家山图书》提要“钱曾《读书敏求记》曰：‘《家山图书》，晦庵私淑弟子之文’”下，注语：“案，‘弟子’二字，刊本误倒其文，今改正。”馆臣在注语中指出钱氏所记刊本有倒文，撰写提要时已做校正。

3、校正讹误，如卷二十一《礼记正义》提要“之疏义者，唐初尚存皇侃、熊安生二家”下，注语：“案，明北监本以‘皇侃’为‘皇甫侃’，以‘熊安生’为‘熊安’，二人姓名并误，足征校刊之疏，谨附订于此。”馆臣通过校勘指出北监本之误。

纠正提要所引相关文字的错误，如卷一百五十五《灌园集》提要“熙宁中，士方推崇马融、王肃、许慎之业”下，注语：“按，熙宁中科举所用乃王安石《三经新义》及《字说》，非马融、王肃、许慎之学。此语殊为乖妄，《宋史》荒陋，此亦一端，谨附纠其谬于此。”馆臣在此就提要中所引《宋史·文苑传》的错误进行纠谬。

（五）用注语作简明考辨

馆臣发现前人有误之处，则辨析考证，并通过征引新的材料，来提出自己的观点。

1、辨别正误。

考辨书籍目录编次。如卷十二《古文尚书冤词》提要“其目一曰《总论》，二曰《今文尚书》，三曰《古文尚书》，四曰《古文之冤始于朱氏》，五曰《古文之冤成于吴氏》”下，注语：“案，吴棫《书裨传》在朱子稍前，故《朱子语录》述棫说，当云始于吴氏，成于朱氏，此二门殊为颠倒，附识于此。”馆臣考证指出《古文尚书冤词》目录编次有误。

考辨撰者履历。如卷一百六十七《礼部集》提要“盖师道致仕以后，授奉议大夫、礼部郎中，以所进之官名之也”下，注语：“考张枢撰师道墓表，杜本撰师道墓志，皆称致仕后授奉议大夫、礼部郎中，而宋濂所作墓碑，则称以礼部郎中致仕，《元史》本传亦同。盖《元史》即濂所撰，故与碑合。然枢与本皆师道旧友，不应有误，或濂记录未真也。”馆臣在此对撰者吴师道为官履历进行考察，认为《元史》本传记载有误，因为与作者同时代人的记录更为可信。

2、考证提要引文之误。

如卷三十三《郑志》提要“刘知幾《史通》亦称‘郑弟子追论师说及应答谓之《郑志》，分授门徒，各述师言，更不问答，谓之《郑记》。’”下，注语：“案，《通典》及《初学记》所引《郑记》，均有王赞答词，与知幾所云‘更不问答’者不合。考《孝经疏》引此文作‘各述师言，更为问答’，知‘不’字乃‘为’字之讹。王应麟《玉海》、朱彝尊《经义考》并沿用误本，殊失订正。又《通典》所引《郑志》，皆元与门人问答之词；所引《郑记》，皆其门人互相问答之词。知《志》之与《记》，其别在此。《曲礼正义》引《郑志》，有崇精之问，焦氏之答。《月令正义》引《郑志》，有王权之问，焦乔之答；焦氏之问，张逸之答。疑本《郑记》之文，校刊者惟据《史通》‘更不问答’之说，改为《郑志》也。”馆臣对提要中所引刘知幾《史通》之文进行考辨，认为“更不问答”是后世校刊者据《史通》误改。

3、考订引文中涉及的重要书籍、撰者等。

如卷四十七《后汉纪》提要“其所缀会《汉纪》”下，注语：“案，此《汉纪》，盖指荀悦之书，涉及东汉初事者，非张璠书也。”补充说明晋袁弘撰《后汉纪》缀会的《汉纪》，是荀悦《汉纪》三十卷。

又如卷五○《建康实录》提要“谢尚谓蔡谟读《尔雅》不熟，几为《劝学》死。”下，注语：“案，《劝学》，《荀子》第一篇，‘蟹有六跪二螯’，即是篇之语。”馆臣注明谢氏所言《劝学》，出自《荀子》。

考辨书籍撰者字号，如《总目》卷二十七《春秋后传》提要“宋陈傅良撰。傅良字君举”下，注语：“案，‘傅良’或作‘传良’，诸本互有异同。然其字曰‘君举’，则为‘傅说举于版筑’之义，故今定为‘傅’字。”通过书籍撰者字号推断其名。

4、考求提要所引（包括间接引用）文献的出处或依据。

如卷四十五《史部·总叙》“李焘《巽岩集》亦称张新甫见洛阳有《资治通鉴》草稿盈两屋”，在此句下馆臣注语云：“案，焘集今已佚，此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述其父廷鸾之言。”查《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三《资治通鉴》条，载有：“先公曰‘张新叟言洛阳有《资治通鉴》草稿盈两屋’。”

又如卷四十六《辽史》提要“考辽制，书禁甚严。凡国人著述，惟听刊行于境内，有传于邻境者，罪至死”下，注语：“见沈括《梦溪笔谈》、僧行均《龙龛手镜》条下。”馆臣注明这段话的意思源自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幽州僧行均《龙龛手镜》，据《梦溪笔谈》载：“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

5、对难定是非者，标识存疑。

如卷一百六十六《屏岩小稿》提要“越中诗社以《枕易》为题，李应祈次其甲乙，以观光为第一。其诗今见集中，并载应祈批，称其‘若纷纷盆盎中得古罍洗。’”下，注语：“案，黄庚《月屋漫稿》亦称以《枕易》诗为李侍郎取第一。一试有两第一，必有一伪，然无可考证，谨附识于此。”对于《屏岩小稿》的撰者张观光是否“第一”，因无从考证，存疑。

卷一○四《外科理例》提要“明汪机撰……书中多引《外科精要》”下，注语：“案，此书载薛己《医案》中，不著撰人名氏，戴良《九灵山房集》中丹溪翁传记朱震亨著作有此名，然机引此书乃皆与丹溪曰别为一条，又似不出震亨者，今亦姑阙所疑，谨附识于此。”馆臣因缺乏证据，对某些有误者于注语中表示存疑，以提醒读者注意。

（六）注明参考互见

对于撰者生平或著述，馆臣提醒读者参考其他相关提要。

如卷七《易学》提要“明沈一贯撰。一贯字肩吾，号蛟门，鄞县人。隆庆戊辰进士，官至中枢殿大学士”下，注语：“案，《明史》本传作‘建极殿大学士’，盖字之误，语详史部诏令奏议类《敬事草》条下。”馆臣在注语中指出《明史》本传作“建极殿大学士”，可参见沈一贯《敬事草》的提要：“本传称一贯位至建极殿大学士，据此编所书衔名乃中极殿，盖史家偶异词云。”对同一撰者身份简介有异议，提醒读者参见。

又如卷七《关氏易传》提要“旧本题北魏关朗撰，唐赵蕤注。朗字子明，河东人。蕤字大宾，梓州盐亭人”下，注语：“详见子部杂家类《长短经》条下。”查阅卷一百十七《长短经》提要，云：“唐赵蕤撰。孙光宪《北梦琐言》载，蕤，梓州盐亭人。博学韬钤，长于经世。夫妇俱有隐操，不应辟召。《唐书·艺文志》亦载，蕤字太宾，梓州人，开元中召之不赴。与光宪所纪略同，惟书名作《长短要术》为少异。”馆臣在《关氏易传》下没有将相关史料记载“赵蕤”的文字录入，而是告诉读者去参见《总目》相关提要，既避免行文啰嗦，又暗示读者读提要当学会参见。

此外卷七《易学》、卷九十五《太极图分解》、卷一百三《伤寒微旨》、卷一百五十八《东莱诗集》、卷一百七十四《断肠集》等提要中亦有注语指出需要参见《总目》的其他提要。

而且，尚有提示参阅《总目》之外书籍的。如卷一百二十七《真珠船》提要“陆佃诗注引元稹之言，谓读书每得一义，如得一真珠船也”下，注语：“案佃诗注今不传，此据胡爌《拾遗录》所引。”馆臣注明所引诗句来源于胡爌《拾遗录》，再考《拾遗录》可知：“元微之云：‘观书每得一义，如得一真珠船’，见陆农师诗注”。

二、《总目》中“注语”的价值

（一）注语对某些关键性字词作必要诠释或考证，可免读者疑惑或理解歧义

四库开馆，聚集了大批考据学家，诸如朱筠、周永年、邵晋涵、戴震、王念孙等，他们继承重考据的传统学术，接受清初兴起的朴学风气，顺应时代潮流，对文字音韵训诂较为注重，利用“注语”来注音析字。如卷一五○《长江集》提要“集中《剑客》一首，明代选本末二句皆作‘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惟旧本《才调集》‘谁有’作‘谁为’”下，注语：“案，‘为’字，去声。”又如卷一百七十八《居来山房集》提要“初号㠠山，以其家在居来两山之间，更号居来山人”下，注语：“案，‘居来’一作‘崌崃’，盖字之别体。”在此对异体字进行解说。

馆臣或在提要中又将某些引自他书的文献进行考证，辨别正误，给读者真知，如卷二十二《礼书》提要“《宋史·陈旸传》则称礼部侍郎赵挺之上言，旸所著《乐书》二十卷”下，注语：“案，《乐书》实二百卷，《宋史》字误。”馆臣在此指出此处源自《宋史》的记载有误。

《总目》“每书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为了对某些学者的学术思想有更清晰的了解，馆臣或用注语补充介绍提要文字涉及的人物，或考察其师承关系等。如卷一百六十四《鲁斋集》提要“宋王柏撰。……《宋史·儒林传》称其少慕诸葛亮之为人，自号长啸，年踰三十，始知家学之原”下，注语：“案，柏之祖师愈，受业于杨时，其父瀚，亦及朱子、吕祖谦之门，故史文云然。”馆臣对此集撰者王柏“家学之原”进行补充介绍，指明其学术传承，以便知其人明其学。

又如卷二十二《礼书》提要“盖祥道与陆佃皆王安石客”下，注语：“案，祥道为王安石之徒，见晁公武《读书志》‘祥道《论语解》’条下。”馆臣补充说明此书撰者陈祥道与王安石的关系。

常言道：欲渡江而不弃舟楫、欲登高而架阶梯。馆臣用“注语”辨疑解惑，意在方便读者正确理解提要字词音义、明确关键问题所在，此类例证颇多，如前文《小儿卫生总微论方》提要所言何大任序文之所以称“行在”，意在表明时人依然想恢复中原、一统大宋。

（二）用注语来完善大小序、案语不便涉及的问题

提要目录要介绍作者生平，辨析其学术源流，概括某书大意，考订文字讹误，品评其得失，以便读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总目》的编纂者总结此前历代书目的经验教训，采用“条其篇目，撮其指意”的著录方式，继承发展了提要目录之长，明确撰写体例，即“每书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等，在此体例下，又能因书而异，突出重点，或辨作者真伪，或述篇章体例，或考文字得失，或论内容大旨，或叙版本源流，使读者对《总目》著录的书籍有一个既完整清晰、又主次分明的理解，较好地起到了目录书提要钩玄、指示门径的作用。

《总目》四部大类前有总叙，分别概述经史子集的发展史、该类图籍的内容、源流、演变与学术思想特征，44小类前的小序分述各类文献的内容、性质、学术发展、特点，若不能在小序中表述完备，则往往于子目之末或某书提要之末附加“案语”，来补足未尽之义。然而当总序、小序、案语、各书提要的行文难以将某一问题一并说明白时，馆臣则适时加注“注语”，灵活处理那些需要诠释、补充、考订的问题。

如《总目》经部总叙在“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下，馆臣加注语：“如王柏、吴澄攻驳经文，动辄删改之类。”宋代程朱理学对此前经师旧说俱认为不足信，“务别是非”，加以排斥，对与自己理论有所不同者，大加攻讦，以自己的学说为是。此风气的形成，在于破除繁琐的文字训诂和章句解读，欲以简明的言辞揭出经中大义，判定是非。馆臣在此举例说明程朱之学者擅自改动经文，或空无依傍，至于其末流，如王柏《诗疑》、《书疑》，元吴澄《易纂言》、《书纂言》、《春秋纂言》，诸儒说经，无所顾忌，其学风显得霸道。馆臣在此举例说明有此“悍”特征的代表者，则欲给读者具体明确的认知。同样，在这篇总叙中，对经学各阶段发展特征“党”、“肆”、“琐”之下，馆臣均用“注语”的形式分别举例简明扼要予以补充说明。

有时《总目》在某书的提要中，或校勘文字，或指明讹误，或考辨真伪，或解释人名、书名，或说明避讳，或考辨其他目录书著录的相关文字等。例如：

卷一○五《素问运气图括定局立成》提要“明熊宗立撰。宗立字道轩，建阳人，刘剡之门人也”下，注语：“剡，永乐中人，有《四书通义》，已著录。”注明刘剡所处时代及被《总目》著录的其他著述。

卷一百三十六《御定子史精华》提要“然摘录之本，如庾仲容之《子钞》”下，注语：“案，《子钞》世无传本，其文散见《永乐大典》中。”馆臣在此对《子钞》散逸情况作补充说明。

卷四《周易爻变义缊》提要“卷首应润自序，题至正丙戌”下，注语：“案，《经义考》载此序，题至治丙戌。至治有壬戌、无丙戌，干支不合。且黄溍序题至正丙戌，序中称‘延祐间，余丞宁海。又数年，余为越上监运。三年，余乞老金华。’溍延祐二年进士，下距至治壬戌仅六年，安有乞老之事？此必《经义考》刊板之讹，非此本传写之误也。谨附订于此。”馆臣通过考辨，指出《经义考》刊本所载陈应润序文成书时间有误，以资读者参考。

卷一百九十一《金兰集》提要“明徐达左编。达左所编《顔子》”下，注语：“案，是书已为高阳所窜乱，改名《颜子鼎编》，然《鼎编》非达左之旧名，故仍称以《颜子》。”馆臣在此解释书名的演变，说明为何仍称徐达左书名《颜子》的原因。

在纂修《四库全书》和《总目》的过程中，乾隆多次下令修订违碍统治的书籍。在《总目》注语中，涉及修改辽、金、元三朝人物姓名的多达80处，如《总目》卷七十一《何朔访古记》提要“今翰林国史院编修官郭啰洛氏纳新”下，注语云：“案，郭罗洛，原作‘郭逻禄’；纳新，原作‘乃贤’，今改正。”卷一百九十一《宋遗民录》提要“此本所录仅谢翱、方凤、纳新”下，注语云：“原本作‘乃贤’，今改正。”在提要“而纳新为郭啰洛”下，注语云“原作‘郭逻禄’，今改正。”因为这本书是宋朝遗民诗词杂文，此本所录宋代作者有挂漏，而“纳新为郭啰洛氏”，为元代色目人，因而在提要中馆臣特意将改动前的某些人名作以说明。

又如将元朝“杨琏真伽”均改为“木扎喇勒智”，卷一百六十五《林霁山集》提要“会札木扬喇勒智”下，注语云：“原作‘杨璉真伽’，今改正。”卷一百六十八《梅花道人遗墨》提要“后扎木扬喇勒智”下，注语云：“原作‘杨璉真伽’，今改正。”

《总目》吸收、总结并发展了自西汉刘向以来的历代官修、私修目录书中的学术分类、图书分类、提要撰写等的经验与方法，其大序、小序、案语各司其职，又以形式灵活的“注语”帮助解释一些问题，故而使得《总目》成为完善的提要目录。

（三）注语使提要行文连贯顺畅而不枝蔓

提要目录的编写讲究文字简练，主旨突出。《总目》提要文字欲达到文脉顺畅、不枝不蔓，则需馆臣按主旨扼要陈述。但是有时某些引文、或相关表述、或某些字句易使读者迷惑难解，故有必要增添必要的解说，却又不能在提要正文分述，因为若分述之则往往使得提要行文前后不甚连贯，有枝蔓之嫌，故而馆臣采用“注语”的方式来解决上述问题。

如《总目》卷一百九十二《订补浯溪集》提要“王士祯《浯溪考序》称‘浯溪前后旧有两集，为李仁刚、綦光祖撰，见于《舆地碑目》，皆无传’云云”下，注语：“考王象之《舆地碑目》永州条下云：‘《浯溪前集》李仁刚编，《后集》侍其光祖编。’‘侍其’复姓，实非姓綦，士祯殊误。此集中有乾道乙酉谢褒《续千文跋》云：‘邑大夫侍其公以其曾大父所续千文刻诸厓石。’当即其人，盖侍其良器之曾孙也。”馆臣在此对引文中相关撰著者进行考证，将考证结果以注语的方式展现，指出王士祯将“侍其光祖”误作“綦光祖”，且列出佐证。该提要文字是转述王士祯序文之语，因不能随意改字，故灵活使用“注语”夹注在某个问题之后，则不影响提要行文的连贯性。

又如卷七十四《杞纪》“曰系家”下注语：“案司马贞《史记索隐》改‘世家’为‘系家’，乃避唐讳，此误袭其名。”由于司马贞是唐人，故在《史记索隐》中将“世家”改为“系家”，而《杞纪》作者是清朝张贞，不明缘由，错误袭用“系家”，故馆臣特此说明，校正其误。

再如卷十五《诗集传》提要“刘安世《元城语录》亦曰：少年尝记读《韩诗》”下，注语：“案，《崇文总目》，《韩诗》北宋尚存。范处义《逸斋诗补传》谓‘《韩诗》世罕有之’，此语不可信，盖偶未考。”馆臣认为范处义称“《韩诗》世罕有之”，是因为其未作详考，北宋年间实有《韩诗》存世，故馆臣觉得有必要以注语的方式提醒读者认知史实。

可见，《总目》并不是每篇总叙、小序、案语、以及书籍提要中都有“注语”，只是在一些有必要进行补充、解释的内容下用简洁的语言解释说明某些问题。

（四）注语也凸显馆臣思维之缜密，使得提要表意更明确、完备

清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与《总目》，推动了精核翔实的汉学之风盛行，当时处于社会主流学术地位的汉学家们，多入馆修书，故《总目》“主于考订异同，别白得失，故辨驳之文为多。”

例如前文所举《竹谱》提要中的注语，云“黄华老人，金王庭筠之别号。澹游，庭筠子曼庆之别号。《书史会要录》称庭筠善古木竹石，曼庆亦工墨竹。”正是因为李衎“从黄华子澹游学”，故而才能佐证提要所言“苏天爵《滋溪集》有衎墓志，称其翰墨馀暇，善图古木竹石，有王维、文同之高致”。由于提要文字表述大多简明扼要，那么对于有必要解说之处，馆臣的随文“注语”如同注脚，使得《总目》整体表意完备而周翔。

又如前文所言《郑志》提要中馆臣注文，尽管文字较多，但馆臣有必要作此考察以明真像，认为《通典》中的《郑记》“有王赞答词，与知幾所云‘更不问答’者不合”，《孝经疏》也能佐证了“更不问答”应为“更为问答”，《郑记》与《郑志》问答人身份稍异，《通典》无误，而刘知幾《史通》有误，故馆臣简明示例指出刘知幾《史通》“更不问答”之说有误，“疑本《郑记》之文，校刊者惟据《史通》‘更不问答’之说，改为《郑志》”。馆臣在此层层解剖，严谨而细致，体现出提要编撰者的思维缜密。

再如《总目》卷一百九十四《乐府英华》提要“而最著者郭茂倩之《乐苑》”下，注语：“案，郭茂倩书名《乐府诗集》，不名《乐苑》。名《乐苑》者，乃梅鼎祚书。”在“左克明之《乐府》，吴兢之《乐录》”下，注语：“案，吴兢书名《乐府古题要解》，不名《乐录》。”馆臣在此指出清人顾有孝《乐府英华》序文中两处对书名称谓的错误，此注语中也蕴藏着严谨的考辨。

总体而言，《总目》中的“注语”一般文字简明，由于馆臣在那些必要之处、疑惑之处娴熟使用注语，从而使得提要整体表意完备。

（五）注语或存疑而不妄断，体现馆臣不随意武断的科学态度

《总目》著录图籍时有其学术标准，即“今所录者，率以考证精核、论辨明确为主，庶几可谢彼虚谈，敦兹实学。”四库馆臣学识渊博，精于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辑佚等，提要撰写蕴蓄着科学的考辨，在“注语”中往往会对某些问题进行简明考释，但又不能对每一个问题都求得一个清晰答案，有时只好提出质疑，而不妄加断语。

馆臣竭力在注语中据理力争校正某些讹误，如卷一百六十七《范德机诗》提要“此本七卷，不知何人所并。叶子奇《草木子》载：梈有与危素同晚步，得‘雨止修竹閒’”下，注语：“案，诸本多讹‘閒’为‘開’，今据原本改正。”馆臣校对叶子奇《草木子》的众本版本，发现多将“闲”讹作“开”，恐因二字繁体字形相近致误，故予以改正。

有时以存疑来表明其谨慎求实的科学态度，如卷一六○《剑南诗稿》提要“自此至捐馆舍，通前稿为诗八十五卷，子虚假守九江，刊之郡斋，遂名曰《剑南诗稿》”下，注语：“案，‘遂’字文义未顺，疑当作‘通名曰《剑南诗稿》’。”馆臣对“遂”字存疑，故在注语中表明自己取向。

馆臣也不随意妄断，如卷一百四十二《太平广记》提要“宋李昉奉敕监修，同修者……以太平兴国二年三月奉诏，三年八月表进”下，注语：“此据《宋会要》之文。《玉海》则作二年三月戊寅所集，八年十二月庚子书成。未详孰是。”关于表进、成书时间，各家记载有异，馆臣在此指出差异，而不强断是非。

馆臣继承了此前目录学家的做法，也因疑加“注语”，又以“考证精核”求实精神去评判历代著述，常常将自己校勘考证的结论以“注语”的方式随提要文字标出，或考辨，或存疑，故《总目》的注语从一个侧面体现出馆臣严谨的思维、灵活的处置手段。

简言之，《总目》中的“注语”位置灵活，表意简短明快，对提要文字的主体作了必要的解说。“注语”这种手段的运用在《总目》编撰时代也显得更为成熟，且因馆臣讲求文字、音韵、训诂、考证，多处“注语”又考辨人物、诠释书名、辨析史料真伪，能配合《总目》提要的主体，体现出当时崇尚考据之风气、馆臣敦崇实学之思想。

作者简介

曹洁，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程水龙，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主编 | 陈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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