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自强：锺翰先生的燕京情结

每个燕京学子都有自己的燕京情结，而王锺翰先生的情结则特别浓郁。

1934年，时年二十一岁的王先生从长沙雅礼中学毕业，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师从邓之诚(文如)、洪业(煨莲)、顾颉刚、张孟劬(尔田)诸教授。1938年，本科毕业获文学士，由于学习非常优秀，获斐陶斐金钥匙奖。旋入研究院历史学部，于1940年7月研究生毕业，获文硕士，留历史系任助教。又曾获得十分稀贵的司徒雷登奖学金。正是燕京大学培育了他，燕大师长教育了他，所以，他有着强烈的感恩之心，要回报燕京，报答母校。

他入学不久，“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当时日美尚未开战，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处处呈现。日本军人提出要和司徒校长比酒量，以此炫耀。王先生的酒量在燕京师生中是出名的。于是，司徒校长就找锺翰先生和他们对饮比赛。结果，日本人比输了，甘拜下风。王先生后来对我说，当时在中日开战情况下，自己也拿不了枪杆子，做不了什么。但就喝酒而言，则可以把日本人比下去，刹一下他们的嚣张气焰，为燕京挣点面子。

王先生说：“日本人既以武力压人，我自然不肯输这口气，要让他们自取其辱。”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日美不宣而战，燕大被日军占领。司徒校长，陆志韦、邓之诚、张东荪、侯仁之等教师和孙道临等学生被日军关押拘捕，广大教师学生被赶出燕园，流离失所，生活无着，而他们却拒绝到日伪机构任职，靠典当过活。这时王先生由友人崔约翰介绍，于1942年1月到天津东亚毛纺厂工作。他念念不忘处于困苦之中的燕京教师，多方奔走，想方设法，由东亚等单位获付救济款，勉强维持一些燕大教师家庭的生活，真可谓雪中送炭。前两年，东亚厂主、民族资本家宋裴卿的后代还来京调查此事。可惜，锺翰先生已经去世，生前他也从未宣扬过。

北平燕大遭查封后，1942年经过燕大校友努力由梅贻宝先生主持，在成都恢复燕大，为流亡各地的燕大学生以及其他学生提供一个学习机会。可想而知，成都燕大急需教师和行政工作人员。这时，为抗战刚刚从美国学成归来的陈芳芝教授等立即转道成都。锺翰先生则辞去天津待遇较为优厚的工作，辗转千里，来到成都，参加工作。那时人手很少，一人兼任数职。锺翰先生除在历史系教课外，还担任系里的行政工作，以及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的工作。他在成都工作了三年。这时陈寅恪教授任职于燕大，他受知于寅恪先生，获益良多。陈先生当时已患眼疾，他帮陈先生做了不少事情。

1946年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赴美哈佛大学研究生院进修两年。1948年秋受洪煨莲教授之命，回国任燕大历史系副教授，兼任引得编纂处副主任，自此专攻清史。1988年锺翰先生撰文《哈佛燕京学社与引得编纂处》。他一开头就写到：“今天居然还有人一听到驰名中外的哈佛燕京学社竟误以为原燕京大学是解放前美国的哈佛大学在中国开办的一所分校。殊不知，哈佛燕京学社乃是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联合组成的专门以研究中国文化为目的的一个学术机构。很明显，引得编纂处则是专门为研究中国文化提供便利而编印工具书的单位。两者之间既有区别而又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随后，他又归纳总结编纂引得的工作程序，他说，经过反复试验，多次修订之后，从开始选题到最后出书，大致经过十个环节：(一)选书；(二)择本；(三)钩标；(四)抄卡；(五)校抄；(六)编号；(七)稿本；(八)格式；(九)校印；(十)撰序。没有经过认真操作又细心研究，是总结不出这十个工序的。这也说明他对燕京的深厚感情。

1949年新中国创建，锺翰先生和涂荫松女士结婚于天津，组成了幸福美满的家庭。至此，不论以后经历什么风雨，王先生都有一个温馨的家。他们婚后即返燕大，寄居邓文如老师家一年，朝夕相处，“待我等有如自家子女”。他一直十分感念邓先生。在邓先生逝世二十多年后，由邓嗣禹、周一良、王锺翰合署的发表在《中国历史学家评传》上的《邓文如先生》一文，实际上是由锺翰先生执笔的，讲述了文如先生的生平和学术成就。正是由于他和邓先生的长期接触，才能向世人展示邓先生的真实面貌，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和反袁斗争中的生动形象令人难忘。他又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邓先生的学术成果。告诉人们文如先生不仅有着宏大的学术著作，而且在抢救文化遗产、整理出版古籍、搜集学术资料等诸多方面都做出了卓越贡献。没有对邓先生的潜心研究，怀有深厚的燕京情结是写不出的。在文中他还就一些人对邓先生的肤浅认识，以至无理攻击，都做了回应。如日本学者对《东京梦华录》的批评，有人对《清诗纪事》的指摘，他都做了反驳，对《中华二千年史》一书，他又写道：“全书求明历代封建王朝治乱兴亡之迹，借经世致用之学，总结封建统治者政绩谠论。藉供后人各取所需。善读者得窥先生之以生民来世为怀，不善读者仅视为西洋资料书之范本，近似推崇而实不悟先生述作之旨趣所在也。”

1952年院系调整，燕大合并于北大，至此消失，锺翰先生调至中央民族学院。此后二三十年，他历经坎坷，而在燕大所培养的读书、研究、调查的习惯都丝毫未变。二十多年来，他虽未发表一篇文章，可却专心学问、资料和思考，以待一朝薄发。

粉碎“四人帮”后，形势发生根本改变。他也得到彻底平反，学术生涯翻开了新的一页。这时，燕京校友开始聚会，他的燕京情结进一步抒发，积极参与校友各项活动。大家都想为燕京的存续，燕大精神的发扬做些工作。于是在多方筹措下，成立了燕京研究院，出版了新《燕京学报》。锺翰先生是《燕京学报》的常务编委，十分关心，大力推动《燕京学报》的工作。他不顾年高体弱，只要有可能，他都来出席学报编委会议，积极组稿、审稿。他也亲自动笔，为学报写稿。

王先生为人耿直，在对待历史人物方面，他十分激烈鞭挞那些伪君子，而把正义和同情送给那些被迫害受诬陷的人物。关于清初李光地和陈梦雷关系的考证和评价就明显地反映出王先生的这种品格。李光地是康熙时期有名的理学大师，与熊赐履并列全国榜首。然而，经过王先生的研究，这个理学大师是个委琐小人，卖友求荣，落井下石。他先于1984年写了《陈梦雷与李光地绝交书》,后又于1995年在新《燕京学报》第一期上发表了《李光地生平研究的问题》,一股正义之气跃然纸上。

为了怀念燕京，锺翰先生还写了多篇追忆师友和研究燕京的文章。特别是以翁独健、刘子健、王锺翰合署的《洪煨莲先生传略》一文，实际上由锺翰先生执笔。他讲述了恩师的生平和在多方面的重大贡献，历数了洪先生对利玛窦、《礼记》、《蒙古秘史》、《史通》、杜甫等研究所取得的杰出成就。最后写道：洪先生“身虽久寓异邦，而心仍缅怀祖国。曾说：‘我爱美国，我更爱中国。祖国是我父母之邦!’将藏书三万册，其中不少罕见的中外图书，去年贻书嘱全部捐赠中央民族学院。”让人们强烈感受到老人的赤子之心。

近些年，我离休以后，由于受到燕京情结的感染，也写了几篇关于燕京大学和司徒雷登的文章。每写成一篇之后，我必送请锺翰先生审阅，他都认真看，仔细改，使我受益。他也一再加以鼓励，如我写了一篇纪念聂崇歧先生的文章，他给我写信说：大作《至当为怀的聂崇歧先生》一文，对聂先生的认识与了解，真是“入木三分”,我亦为之倾服!又说：《燕京学报》亟需你这样的文章。可惜王先生已经谢世，我再也无法听到他的教诲与鞭策了。

到了晚年，锺翰先生作为一位有成就的年高德劭的历史学家，不断以自己的亲身经验、亲身体会，也饱含着燕京情结勉励和告诫年轻学子。他写了《王锺翰学述》,在结尾时，他写道：“一是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这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前提。”“这是一个严肃、正直的学者应当坚持的态度，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客观、冷静、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是做学问的基本前提。”“二是在确立基准的前提下，尽量扩大知识面。”研究历史对功底要求很严格，不仅要学理论，要熟悉典章制度，还要学习语言，多多益善。也就是要有深厚的史学素养和基本功。他接着说：“尤其在当今世界，学科门类日益增多，研究领域分工细密，相关内容越来越庞大的情况下，拓宽知识面的问题日益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如果不以加倍努力来学习，就会感到力不从心，落在时代后面。”他又说：“研究历史没有什么窍门。正如我提的一些校勘工作。需要的就是耐心、细心、专心、恒心，经得起长期坐冷板凳的考验。”“最重要的还是多思；好学深思，心思其意，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还要知其所以然，这是根本的根本。不管怎样，历史研究总离不开坐冷板凳的功夫，没有这种功夫，是做不出好文章来的。表面上看来，这些都是死功夫，很花费时间，但却是硬功夫、真功夫，如果做好了，持之以恒，是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的。”锺翰先生的这些肺腑之言、经验之谈，已经超越了燕京情结，是对所有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后来者说的，值得我们深思，努力学习以指导实践，这些话就是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

锺翰先生逝世已有五年，明年又适逢诞辰一百周年，我们谨以浓郁的燕京情结怀念他!

2012年12月

(作者为教育部高教司原司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