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为什么一辈子不题词

朱镕基，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父亲在他出生前几个月就病逝了，九岁那年母亲也走了。他没有兄弟姐妹，被伯父收养，靠读书一路考出来——十九岁，湖南省第一名，进了清华大学电机系。

1988年，他竞选上海市长。当着八百多名人大代表，他第一次开口谈自己的身世，说了一句："我是一个孤儿，我的父母很早就死了，我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我1947年找到了党，觉得党就是我的母亲。"

一个把党当成母亲的人，说话是没有顾忌的。他这一辈子，就是靠着这个"没有顾忌"，做了很多别人不敢做的事，也守住了很多别人守不住的东西。

比如，一辈子不题词。

他给自己立过五条规矩：不题词、不受礼、不吃请、不剪彩、不批条。

刚到上海那会儿，他就给全市干部撂下一句话："题字，一概拒绝，到目前为止，我没有题过字。"

一个市委书记、后来的总理，多少人排着队求他题字。他一个字都不写。

为什么？因为字这个东西，分量太重了。一个普通人的字，写了也就写了。一个总理的字，一旦题出去，就会变成招牌。"朱镕基题"四个字挂到哪个单位门口，哪个单位就多了一道护身符。他太清楚这个道理了——所以他宁可不写，也不让这四个字变成权力寻租的入口。

他不是不会写，也不是字难看。他写得一手好字。他只是不写。

唯一的一次破例，是给自己的堂兄。

朱经冶是朱镕基的堂兄，他的父亲朱宽浚是朱镕基的三伯父——朱镕基小时候，三伯父照顾过他。朱经冶后来长居上海。1988年朱镕基当上上海市长，朱经冶就想求他写一幅字。这一求，求了十几年，没求到。

2003年9月，朱经冶90岁大寿。这时候朱镕基已经退休了。堂兄病着，躺在医院里，还念着这个心愿。朱镕基提笔写了两副贺联。一副是"诚信传家经风雨，廉洁从公冶新人"，把堂兄的名字"经冶"两个字嵌了进去。另一副是"儿孙满堂万事足，夫妻偕老百年欢"。

朱经冶拿到这两副字，激动得病都好了大半。他说了一句话："镕基为官清正廉明，官风务实严谨，平日鲜有为人题词者，故此两联手迹弥足珍贵，殊堪留传后世也。"

十几年求不来一幅字，最后靠90岁大寿和一场病，才换来两副对联。这就是朱镕基的题词——连自己的堂兄，都得等。

还有一件事，比拒字更见性格。

朱镕基在清华时的同班同学欧阳鹤，有感于他在总理任上处变不惊，写了一首长诗，叫《镕基赞》。诗写得很动情："板荡神州盼俊才，无边风雨送君来。百年积弱须重振，万里河山待剪裁。"2004年，湖南常德办诗人节，这首长诗被刻在了诗墙上。

欧阳鹤很高兴，特地跑到朱镕基家里，跟他说了这件事。

朱镕基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走进书房，写了一段话给欧阳鹤。那段话是这么说的："诗书并茂，情谊两真。赞誉之甚，其实难符。只知办事，唯愿利民。不求非分，祈勿流传。"

当晚，他拨通了湖南省委书记的电话，要求把《镕基赞》从诗墙上撤下来。

诗墙上的《镕基赞》，不见了。

一个堂兄求字，他破例了，因为那是亲情。一个同学写诗赞他，他拒绝了，因为那是溢美。亲情可以例外，溢美不可以。这个分寸，他拿捏了一辈子。

这种分寸，不只在字上，还在"位"上。

朱镕基当过十七年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1998年当了总理之后，他多次提出要辞掉这个兼职。2001年，他到底辞了。后来他解释过真正的原因——当时美林银行私下给他递了一封信，说愿意捐给经管学院五十万美元。他考虑了一下，拒了。他说："我是请他们来提建议，而不是乱收费的。我不能让外国人说：中国到处乱收费，现在连清华大学也乱收费啊。"

为了不让"总理兼任大学院长"落下口实，他主动割断了和清华经管学院十七年的缘分。别人都是往身上揽头衔，他是往外推。一个院长职位，一个"朱镕基题"，在他眼里是一回事——都是站得太高、容易被借势的东西。

所以他一生只题过极少数几个字。1989年，他为上海和大阪的书法交流题了四个字——"清正廉明"，下面还加了一句"录以自勉"。这四个字，是他给自己的。不是题给别人看的，是题给自己看的。清正廉明，既是自勉，也是他这辈子做人的底线。

不题词，不是不会写，是太知道写出去的字会变成什么。他能守住的，就是不让自己的名字，成为任何人的资本。

但守住自己，只是朱镕基的一半。

他的另一半，是往前冲。

1988年他刚到上海，上海正是一堆烂摊子——1988年春天甲肝爆发，近三十万人感染，传染病医院连停车棚和浴室都躺满了人。物价在涨，交通堵塞，住房挤得不像样。他上任第一件事，是抓"菜篮子"。

他没有先碰那些几十年欠下来的大账——修路、盖房都太慢。他挑了一件老百姓天天够得着、看得见的事：副食品供应。他说过一句话："在上海取得民心主要是靠菜篮子，你把菜篮子丢了，我们就垮台了。"

一个市长，把"菜篮子"和自己的政治生命绑在一起。他不是不知道什么政绩好看，是他知道什么对老百姓最实在。他把命押给了老百姓的一日三餐。

然后，他把命押给了整个国家。

1998年3月，他当选国务院总理。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对着全世界的镜头说了一句："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是他的就职宣言。没有官话，没有套话。他直接说了一个字：命。把命押上去了。当时中国刚经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国企改革进入最难的深水区，几千万工人要下岗，国家能不能挺过去，没有人有底。他就站出来了，说：前面是雷阵，我踩。前面是深渊，我跳。

说完这句话，他干了他说过的每一件事。国企改革、金融整顿、政府机构精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每一件都是硬仗，每一件都得罪了海了去的人。他一件没退。他知道，一个人坐在总理这个位子上，退一步，就是退一万步。他不能退。

最让人动容的，是2003年卸任前的那一段路。

他快要退下来的时候，顶着大太阳，又沿着长江、黄河、松花江、嫩江走了一遍。这些地方，是1998年、1999年闹洪水时他去过的地方。他为什么要再去一次？他自己说："我不去看，我不放心，如果又是'豆腐渣工程'怎么办？如果在我卸任前夕，来一次洪水把大堤冲垮了，我怎么向老百姓交代？看了以后，我放心了。"

一个还有几天就要卸任的总理，担心的不是自己的评价，是堤坝会不会在他走之前垮掉。这份责任心，比任何"死而后已"都重——因为它是用最朴素的方式说出来的。不是对着镜头喊口号，是顶着太阳，一段堤坝一段堤坝地走，亲眼看。

他放心了，才退下来。

退下来之前，2000年的记者会上，有人问他：你希望卸任之后，中国人民最记得你什么？

他想了想，说："我自己所做的工作是有限的。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

一个当了五年总理的人，扛过了亚洲金融危机、98年大洪水、国企改革几千万人下岗，硬生生把中国经济从一个濒临崩溃的关口拽了回来。他退休的时候，对自己的全部期望，就是一句"清官，不是贪官"。他不是在谦虚。他是真的觉得，一个人坐在那个位子上，能干干净净地下来，就已经是这辈子最大的成就了。

这三件事连起来看，是一个人的完整底色。

不题词——是他在拒绝。拒绝让自己的名字变成别人的资本。死而后已——是他在担当。把命押给了一个最难的时代。清官——是他在交代。把自己交给历史，什么都不求，只求一个干净。

拒绝、担当、干净。这三件事，朱镕基做了一辈子。

他退休之后，《朱镕基讲话实录》出版，版税四千多万，他全捐了，一个子儿没留。他说自己退休以后，就是一个"一介草民"。

一个曾经在人民大会堂对着全世界的镜头说"死而后已"的人，最后说自己是一个草民。从"一往无前"到"一介草民"，中间隔着一整个中国最难的那几年。他把最难的路走完了，把最干净的背影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