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图书馆成为知识传播与合作枢纽——访联合国总部达格·哈马舍尔德图书馆馆长萨诺斯·吉安纳科普洛斯

萨诺斯·吉安纳科普洛斯（Thanos Giannakopoulos） 中国社会科学报驻雅典记者 练志闲/摄

数字技术、开放科学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正在改变知识的生产、传播方式，而且推动研究型图书馆不断丰富自身功能。收藏和保存文献依然是图书馆的基础功能，与此同时，研究数据管理、学术共同体建设、跨机构合作以及人工智能时代的信息核验，正日益成为研究型图书馆的重要工作。

近日，联合国总部达格·哈马舍尔德图书馆馆长萨诺斯·吉安纳科普洛斯（Thanos Giannakopoulos）应邀访问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以下简称“古典院”），参观古典院常设展，并接受本报记者采访。他表示，今天的研究型图书馆不能止步于收藏和保存文献，还应更加积极地连接研究者、服务知识传播与科研合作，并在开放科学和人工智能时代发挥自身专业优势。

从保存文献到建设学术共同体

《中国社会科学报》：收藏和保存文献一直是图书馆的基本功能。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知识生产和传播方式正在不断改变，研究型图书馆应在哪些方面拓展自身功能？

吉安纳科普洛斯：收藏和保存文献仍然是图书馆的基本职责，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内容直接以数字形式产生，研究型图书馆的工作范围正在不断拓展。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管理研究数据。研究活动产出的不只是论文，还有大量数据和相关信息。研究型图书馆需要重视这些数据与信息的组织、保存和利用。

研究型图书馆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建设学术共同体。许多青年学者长期专注于自己的项目，缺少展示成果以及与其他学者交流的机会。通过举办学术活动和组织讨论，研究型图书馆可以把原本分散的学者连接在一起，帮助他们传播研究成果。

此外，研究型图书馆长期从事数据和元数据的整理与维护工作，这些专业积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具有新的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达格·哈马舍尔德图书馆在保存联合国历史记录的同时，日益成为开放的知识交流平台。请问贵图书馆是如何拓展相关功能的？

吉安纳科普洛斯：首先，我们仍然承担保存联合国历史记录的责任，并持续推进有关记录的数字化。目前，联合国纽约总部还有大量历史文件没有数字化，学者若要研究联合国的历史，很多时候仍需来到纽约查阅纸质档案，这不应该成为未来的常态。我们要尽可能实现这些资料的数字化，让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够使用。

与此同时，我们也越来越把达格·哈马舍尔德图书馆作为一所研究型图书馆来建设，为联合国工作人员和各国代表提供知识与信息支持。2018年以来，我们努力推动开放科学项目，围绕开放数据、开放获取、开放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实践，逐渐形成了国际性开放科学共同体。

衡量图书馆的价值，不能只看它拥有多少资料，还要看这些资料所承载的知识能否真正进入研究和决策过程，能否围绕这些知识建立起交流与合作网络。

吉安纳科普洛斯浏览《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国社会科学报驻雅典记者 练志闲/摄

从“能够阅读”到广泛传播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开放获取与开放科学之间的关系？

吉安纳科普洛斯：开放获取至少应当包括阅读和发表两个方面。研究者应当不仅能够自由获取学术成果，也有机会公开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

更重要的是，开放不能只停留在论文文本层面，还应尽可能开放相关研究数据，使研究者能够下载、分析和再利用，从而验证研究结果。科学研究强调结果的验证和重复，如果无法获得足以支撑研究结论的数据，就很难真正检验研究结果。

因此我认为，开放科学涉及整个研究生命周期，而不仅仅是最终发表的论文。当然，并非所有数据都必须完全公开，涉及个人隐私等问题时需要建立明确标准。但总体而言，应尽可能做到研究数据可发现、可获取、可利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开放科学能否真正惠及来自不同国家、使用不同语言的研究者？语言差异会造成哪些障碍？

吉安纳科普洛斯：英语仍是国际科研交流的通用语言，许多主流学术传播体系是围绕英语建立起来的。一项研究以希腊语、乌尔都语或其他语言完成，并不会降低其学术价值，但如果主要学术数据库和知识传播体系无法充分呈现这些成果，大量有价值的知识就难以被看见。

知识是在多种语言中产生的，不同国家科研基础设施发展不均衡，会影响知识的可见度。真正的开放不仅意味着“能够阅读”，更意味着让来自不同地区以不同语言生产的知识有机会进入学术传播体系。科研资助者和学术机构都需要更加重视语言多样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古典文献和古代文明研究往往受到语言、专业和传播方式的限制。研究机构和图书馆怎样做才能让古典知识更好地进入当代社会？

吉安纳科普洛斯：从知识传播角度看，古典学学者需要更加主动地开展学术传播，用公众能够理解的语言解释研究成果。人们需要理解，为什么我们仍然要学习历史。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过去面对的问题与今天面对的问题之间，常常存在可以相互参照之处。把有关研究成果清楚地传播开去，有助于古典学与当代社会建立联系。

在希腊，古典文明与现实生活的联系随处可见。大约5岁时，我曾在雅典市中心的一段古墙上玩耍。父亲提醒我，那并不是一堵普通的墙，而是古代雅典遗迹的一部分。对许多希腊人而言，古典文明已经融入了城市空间和日常生活。不过，生活在古迹周围并不意味着人们会自然而然地理解古典文明。古典学需要加强跨学科联系，研究型图书馆可以与公共图书馆合作，让专业研究进入更广泛的知识传播空间。保存古典知识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通过研究、传播与合作不断激活这些知识。

为中希古典文明研究搭建桥梁

《中国社会科学报》：古典院成立以来，开展了学术会议、考古合作、青年学者交流和文化传播等工作。在您看来，这些探索能够为中希古典文明研究与交流带来哪些新的可能？

吉安纳科普洛斯：我注意到，古典院举办的论坛和学术会议已经得到希腊媒体的关注，这说明你们正在积极向外传播自己的工作成果。

一个拥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国家在雅典建立这样一所学术机构，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和希腊都拥有悠久的文明传统，并对人类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两者间建立直接学术联系十分必要。

古典院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机构，这恰恰是一种优势。年轻机构拥有更大的创造和实验空间，可以探索古典学研究机构在今天应当如何发展。

我们从小学习历史时就知道，在地球另一端还有一个延续已久的古老文明。如今，在两个文明之间真正搭起一座“桥梁”非常重要。我不知道这座桥最终会通向哪里，但桥的意义首先就在于连接。人们一旦真正建立联系，就可能产生新的、富有价值的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报》：古典院图书馆目前正在逐步完善。对于一所服务古典学研究的图书馆，您认为应重点做好哪些工作？

吉安纳科普洛斯：专业馆藏当然是基础。例如，可以收藏考古学领域的重要基础著作，关注18、19世纪以来不同语言传统中的重要考古研究成果，也可以系统收藏古希腊文明、现代希腊以及相关研究的重要出版物和数据资源。

但我尤其想强调，馆藏并不是图书馆的全部。即使收藏有一部19世纪的珍贵文献，如果只是把它锁进玻璃柜，没有人围绕它开展研究、讨论和交流，它的价值就难以充分释放。得到重要文献后，下一步应该问：我们可以用它做什么？谁可以围绕它展开研究？它能够把哪些人连接起来？

此外，我建议古典院图书馆积极加入国际研究型图书馆组织和专业网络，参与国际项目，探索线上展览等，以及围绕珍贵文献和研究成果进行数字展示。国际合作应当面向全球。中国与全球南方具有广泛联系，这同样可以成为图书馆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报》：展望未来5—10年，应当依据哪些标准衡量研究院及其图书馆的发展成效？

吉安纳科普洛斯：首先看它建立了哪些合作关系、发起了哪些真正产生研究成果的项目；其次要看机构周围是否形成了真正的学术共同体，研究者是否愿意来到这里，青年学者是否认为这里能够支持自己的研究、理解并回应自己的需求。

我认为，可以直接去问青年研究者：如果今天要成立一所现代古典学研究机构，他们最希望从中得到什么？然后认真分析这些需求，并据此开展工作。对一所年轻的研究机构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尽快复制一套已经存在很久的模式，而是找到既属于这个时代又真正回应研究者需求的发展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报驻雅典记者 练志闲

来源 ： 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姚晓丹

新媒体编辑：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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