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算单在手，淇县法某院说“这是信访件”——同一案件，不同结果

2013年，经王三军介绍，刘某、刘某民借用河南嵩某建筑安装有限公司资质，与鹤壁市怡某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签订施工合同，承包厂房和宿舍楼工程。刘某民是实际施工人，李某庆是工地现场负责人。王三军吃住在工地，负责协调关系，刘某、刘某民承诺每月给付8000元工资。期间，王三军还牵头承包了主体框架、粉刷、回填土等部分工程，垫付了工人工资。2015年2月，工程停工。

工长李某庆给他写了四张结算凭证。合计近70万元。

淇县法某院判决：驳回全部诉讼请求。理由是：结算凭证是“信访材料”，不是债权凭证。

同一工地的外欠工资账册上，郭某田、秦某水、王某等人的名字和王三军列在同一页。他们起诉嵩某公司，赢了。王三军起诉，输了。

同一家法某院，同一个工地，同一本账册。别人赢了，他输了。

据王三军反映，二审法官三次做工作让他撤诉，最后一次在晚上九点半谈话，说“以10万元解决”。王三军签了和解协议，撤回上诉，拿到了10万元。

近70万的债权，变成了10万。四张结算凭证，变成了“信访件”。

一、结算单变信访件——证据规则是否已被架空？

王三军手里有工长李某庆写的四张结算单——每一张都有工程名称、工程量、单价、总价、签字。形式完整，内容具体。

第一张：3-1#厂房主体框架剩余工资，276060元。该笔款项原系王某飞承包的3-1#厂房主体框架剩余20%尾款，王三军垫付7万元后，经协商转接至王三军名下结算。第二张：3-4厂房粉刷工资剩余20%，84668元。该笔款项原系杨某伟承包的3-4厂房粉刷工程剩余20%尾款，王三军垫付3万元后，经协商转接至王三军名下结算。第三张：挖土回填工程款，三项合计99262元。第四张：2013年6月至2015年底配合施工工资，240000元。

2022年4月13日，淇县法某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李某庆出具的证明系“为信访需要出具的证明材料”，不是结算凭证，全部驳回。

但2024年10月18日，淇县某信访局向淇县人民法某院出具证明："经查询，2014年至2017年期间，王三军、李某庆无上访信息。"同日，淇县某劳动保障维权中心亦向淇县人民法某院出具证明，内容与此一致。该两份证明均由淇县人民法某院依职权调取，并加盖了法某院核对章。

信访局说没上访，法某院说有上访。同一人、同一时段、同一事实，两个官方认定互相矛盾。

被告李某庆主张四张结算单系“信访件”，但未提供任何信访记录、接访登记等证据予以佐证。《最高人民法某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反驳主张，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被告未提供任何证据，法某院不应采信其主张。

同一本账册上，郭某田、秦某水、王某等人的名字和王三军列在同一页。他们起诉嵩某公司，赢了。王三军起诉，输了。同一法某院、同一工地、同一本账册、同一被告。别人赢了，他输了。

《最高人民法某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规定，对同类案件应当进行类案检索，避免同案不同判。同一本账册、同一工地、同一被告，郭某田等人赢了，王三军输了——类案检索的结果是什么？同案不同判的依据是什么？

被告刘某民、李某庆在庭审中还称，庭后提供杨某伟、王某飞的银行转款凭证。但至今未提供任何转款凭证。法某院未要求被告限期提供，也未因被告未提供证据而作出对其不利的认定。

据王三军反映，他向淇县法某院提交的证据，后来卷宗里找不到了。他提交的一份材料，亲自交到庭长王某手中，经调卷未装进档案。而被告李某庆提交的四份证据，却一份不少地存于卷宗。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某院审理案件的，人民法某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如果王三军提交的证据确系被隐匿销毁——这是否构成“毁灭重要证据”？法某院是否应当启动调查？

结算单被认定为“信访件”，同案不同判无人解释，被告未举证被直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从卷宗里消失——是否符合法律对证据规则、程序正义、再审与监督制度的根本要求？

二、立案前已问被告、二审促撤诉、10万买断69.8万

2022年2月11日，淇县法某院才正式立案。但2021年12月27日——立案前将近两个月——法官王某就已经传唤了被告刘某民和李某庆，做了询问笔录。

原告尚未起诉，被告已在立案前被单独询问。这份笔录的内容，直接影响了后来判决的方向。李某庆在笔录中说：“我写的这些条是信访件，跟王三军没关系。”——这句话后来成为判决驳回王三军全部诉请的核心依据。

《民事诉讼法》的立案制度旨在保障程序公正。立案前单方面询问被告并以此作为判决依据，是否符合程序正义？

一审败诉后，据王三军反映，他上诉到鹤壁市中级人民法某院。二审法官开庭后，三次找他谈话，最后一次谈话在2022年6月28日晚上九点半。

李某庆6月28日已单方起草好和解协议，王三军6月28日当晚才签字。当晚九点半，王三军在和解协议上签了字。李某庆随身携带10万元现金到中院。

如果中院没有事先与李某庆沟通好，李某庆怎么会带着10万现金到中院？

中院法官对王三军说：“你有啥事到原审法庭找。”——把问题推回淇县法某院。

王三军签了和解协议，撤回上诉，拿到了10万元。和解协议写明：四张结算凭证“均同意作废”，“由此产生的纠纷全清”。李某庆在庭审中承认：10万元是他“个人的工资，自己垫付”，与嵩某公司无关。

如果嵩某公司不欠钱，为什么工地总工要“自己垫付”10万元来解决纠纷？和解协议是在“三次做工作”的压力下签署的，10万元是否足以覆盖69.8万元的债务？

（2024） 豫0622民初886号判决中，王三军主张的99262元回填土工程款再次被驳回。据王三军反映，法官王润通对该笔款项的认定依据，仍系此前已被定性为“信访件”的同类结算凭证——其依据是什么？王三军上诉后，鹤壁市中级人民法某院作出（2024）豫06民终682号判决，维持原判。判决维持的依据又是什么？王三军表示，其曾于2024年4月13日以书面形式向法某院提出对结算单签字笔迹进行鉴定的申请，但法某院未予委托鉴定。

立案前询问被告、二审三次谈话促撤诉、和解协议在压力下签署——程序上，每一段都有断裂。

三、再审三年交不出去、检察监督说“哪里来哪里去”

王三军不服判决，申请再审。

在县法某院和中院层面：2023年7月18日，向淇县法某院提交再审申请书，法某院不收。2023年11月29日，向鹤壁中院提交再审申请书及六份新证据，中院让回淇县法某院。2025年5月19日，淇县法某院王某到北阳镇某信访室，当着乡康某书记的面表态“立再审案”，回到法某院后仍不立案。2025年7月1日，王某又让立再审案，法某院仍然不收。

三次到河南省高级人民法某院信访：2024年1月12日，某省高院让其找淇县某政法委。2024年7月2日，仍无结果。2026年7月14日，仍然未果。

淇县某政法委协调，法某院仍然不收再审材料。淇县某政法委协调无果后，建议王三军去淇县某检察院申请抗诉。检察院的答复是：“哪里来哪里去。”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人民法某院应当再审。再审申请在县法某院和中院之间推来推去，推了三年——法律规定的再审权利，到底由谁来保障？

县法某院不收，某中院推回来，某省高院让找政法委，某政法委协调了法某院还是不立，某检察院说“哪里来哪里去”。四级机关，王三军都找遍了。没有一个机构告诉他：你的案子错在哪里。

王三军说：“李某庆签的字，账册上写得清清楚楚，同一个工地别人判赢了，我输了。四级法某院我都找了，某政法委也找了，某检察院也找了——没有人告诉我，我的案子到底错在哪里。”

追问

工地负责人出具的结算单，能不能被一句“信访材料”推翻？信访局说没上访，法某院说有上访，两个官方认定互相矛盾——谁说了算？

被告主张结算单系“信访件”却未提供任何证据——法某院采信的是未举证的口头主张，而不是已举证的书面凭证——证据规则，在这里还管用吗？

立案前单方面询问被告并以此作为判决依据，是否符合程序正义？

和解协议是在“三次做工作”的压力下签署的，10万元买断69.8万——这算“真实意思表示”吗？

再审申请交了三次、省高院去了三次，仍然交不出去——法律规定的再审权利，到底由谁来保障？

据王三军反映，他提交的证据被法官扔掉，卷宗里没有，被告的证据却一份不少——《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关于毁灭证据的处罚规定，在这里适用吗？

县法某院推中院，某中院推回县法某院，某省高院让找政法委，某政法委协调了法某院还不立，某检察院说“哪里来哪里去”——四级机关都推了一圈，王三军的问题还在原地，谁来告诉他错在哪里？

结语

四张结算凭证，被法某院认定为“信访件”。同案不同判，无人解释。立案前法官已询问被告，无人过问。二审三次谈话，10万元“解决”69.8万，无人审查。再审申请三年交不出去，无人处理。证据从卷宗消失，无人追责。

证据链断了，程序断了，救济也断了。一个施工人，十年维权，走完四级程序，没有一个环节给出实质性答案。

王三军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某院对王三军案的再审申请予以审查；请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对淇县法某院、鹤壁中院相关裁判的监督事项予以关注；请鹤壁市中级人民法某院、淇县人民法某院对相关案件的程序问题予以回应。

王三军表示，这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十年。每一个垫了工人的钱、拿着工头的条子、相信法律能给自己一个说法的人，都在看着——他的案子能不能立，他的再审申请书能不能交得出去，他的证据能不能被法某院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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