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
“七千人大会”，是一场总结经验、纠正错误的大会，但是，对于要不要指出毛主席的错误，引起了大家的争论。
这次争论，是彭真最先发起的。
在讨论错误责任时，彭真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
彭真的这段话说得还是很直接的，也体现了党内的民主作风，不管是谁，只要做错了事，都要承担这个责任。
那么，其他人是什么反应呢？
邓小平说：“我们到主席那里，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要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
邓小平的这段话，其实就是在借毛主席的话，来肯定彭真的做法。
确实，毛主席一直都在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在这次“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还作了自我批评，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不过，因为大家长期以来对毛主席的无限尊敬，导致很多人不敢正视毛主席的错误，更不敢当众提出来，直到这次彭真开了个头，再加上邓小平的肯定，大家这才开始讨论毛主席在一些事上面的错误。
但是，周总理却有不同的意见，认为不应该把错误算到毛主席的头上。
周总理说：“在讲责任方面，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这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不解决，寸步难行。”
周总理说的这些话，其实有两个意思，一是毛主席是全国人民最尊敬的伟大领袖，具有稳定民心的作用，如果把他“抹黑”，就会在全国引起混乱，就像当年苏联推翻斯大林一样，是非常错误的，给全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还有第二，毛主席之所以对形势判断失误，就是因为下面的人给他提供的资料是错误的，下面的各级领导应该对具体情况更了解，但是，大家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都在一味地迎合上面的意思，只报喜不报忧，这样一来，毛主席制定政策就难免会出现失误了。
比如1958年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大多数人都赞成1958年的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毛主席不放心，特地把冶金工业部负责人和几个钢铁大省的负责人都叫去，包括冶金部部长王鹤寿、副部长刘彬、上海市副市长、武汉市委书记、太原市委书记、重庆市委书记、天津市委书记、唐山市委书记等人，一个一个询问大家的意见。
结果，这些人都说这个数字没问题，完全可以做到。
毛主席还是不放心，又把陈云叫去，陈云说，他和冶金部的同志算了账，这个数字是有希望的。
毛主席这才放了心，同意把1958年的钢产量定为1070万吨。
很显然，这个错误就不应该算在毛主席头上，而是下面这些具体负责人造成的，要追究他们的责任！
多年后，冶金工业部办公厅主任袁宝华就说过：“毛主席对于重大问题抓得很细，一个人一个人地问，在场的一个不落。实际上，汇报假情况的责任在我们，分明不行，却拍着胸脯硬说行。后来冶金部的同志坐下来作检讨，我说，大跃进问题，是我们在那里糊弄毛主席。”
周总理作为这些事的亲历者，当然是知道其中的内情的，因此就不同意大家的观点，说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出现的这些错误，应该由我们这些在一线工作的人负责，不能让毛主席来负责。
那么，您觉得周总理和彭真谁说的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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