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器》自己单独一个门类？

《重器》十八集已追平，这部剧应该单独列一个门类，叫“错案”。

已播内容中，几乎每一案，都在讲公检法如何错判，如何杀了不该杀的，而该杀的又留着死活不杀。

涉及公检法的剧作数不胜数，可这样的“错案集”当真罕见。

当然《重器》也不是为错而拍错，而是要拍从不完善到趋于完善的过程，拍几代人如何建设，拍从迷雾中看见灯塔。

不得不说，《重器》是个过审小天才，角度、尺度、深度，都挺微妙。

为什么判错案？当然不能是整个体系溃烂、黑恶势力当道。

从年代遗留问题上说，处在特殊时代影响的余波中，法治观念要从头建立。

从民众的社会风气上说，整体相对蒙昧，处在某种广义的“前启蒙”原初状态中，总用情绪正义，淹没真正的正义。

从人心人性的角度上说，有人一心沉迷上个时代的斗争叙事，有人业务能力薄弱、只关心案件对自己KPI影响如何，有人囫囵随大流，有人满腔正义却不幸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来，展开说。

一，审视型主旋律

所以说《重器》是一种很罕见的类型，讲的是司法发展之路，是广义的主旋律，但和常规主旋律很不同，更侧重于错误和代价。

这一点，就和歌颂体，彻底拉开了差异。

当然，《重器》也并不算批判型，至少不是一竿子打死所有人和整个体系。

组织是好的，体系是蓬勃发展的，《重器》并不是要一把火烧掉既成现状，而是站在审慎的未来，回顾法治发展之路上的初心和血色代价。

有理性的锐利，有人文的悲悯，当然也有灼灼燃烧的希望。

故事中的五子，是肩负梦想理想的下一代法律人。

南余县，从风浪中过来的他们，则更保守，更有在“理想正确和现实妥协之间选后者”的惯性。

方淑梅名校毕业，优秀的职业法官，常年被丈夫家暴，却被困在旧习中，家庭内画地为牢。

丁院长有心主持正义，有心支持年轻理想，但又不得不平衡各方诉求，像是体量太大一时难掉头的老旧车。站在年轻人们“理想之光”的河边，不得不重复被迫湿鞋。

张恩成这位老师父，更是长期养成的自保型沉默型后退。

两代人的对比很有意思，新一代进取、上一代犹疑，但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是理念、愿景处处此心同的互文。

南余实习这一part，更多在讲一种“时代后遗症”。

滨江故事，夏英杰和梅芳关于于三花案分歧巨大，这是把人命当人命，和把人命当业绩之间的区别。

当然梅芳若知晓真相，也绝不至于成心冤死一条人命，她业务能力平庸，责任心薄弱，难堪大任。

余高远的师父，起初不敢任由他向宋副书记之子发难，起手便是人在江湖要和光同尘、想装一点糊涂的“污点”式生存智慧。

最让人唏嘘的是陈一众，满腔热血正义，到头来子弹正中眉心又反中眉心，深夜一通电话给父亲“我可能杀人了”，真让人痛楚。

滨江故事，更多在讲法由人执行、而人有局限，不可能一眼扫尽天下事，全知全能全掌握；讲人有私心，会怯弱会贪婪，未必永远刚正不阿、九死不悔。

这一部分，在说理想的“法”和“未必理想”的人，之间的缝隙。

从北京求学，到南余实习，到滨江工作，几代人、几番规律、几许追索，很不一样的主旋律群像。

二，明知不可为而为的人多了、也就有了可为

《重器》打动我，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样的人多了，不可为，也就成了可为。

不可能，也就成了现实。

理想主义者们那云端的书斋里的真空的梦，也就落地了。

袁老散财童子，一句“他的命就在你们三个人手上”，分量笔直砸给审判庭那三位，一句法律要确定而不是基本，感染了敲醒了感染了在场所有法律人。

最后的最后，结果依旧只是死刑改死缓，依旧未能判无罪，可他的不可为而为，推动了进步的巨型山峰，往前移动了一点点。

判决过后，陆则铭用口型对夏英杰说“不客气”，袁亦方让他说“应该的”，在寻常语境中，这仅仅是含义和使用规则一样的客套话而已，但此处是真心实意、推着大山背着大山往前走的使命感，很动人。

余高远娶军区副司令的瘸腿女儿，一心往北京调动、安排妻子考研，若说他的婚恋观只有爱慕情感，没有世俗考量、柴米油盐升官，怕是鬼都不信。

可余高远毕竟还没有，把个人荣辱、个人前途，放在是非对错正义前面。

他爱正义，也爱主持正义带来的好处。

如果说陈一众、夏英杰、袁亦方都是绝对的纯澈的理想主义者，如果说陆则铭是左手理想右手赚钱的兼得er，如果说张丽慧是既有理想、又有路径的长期主义者，是既有炽热光芒、又有不徐不疾刻度的务实型理想者，那么，余高远则是在野心和良心、得失心和初心之间来回蹦跶，他离尘埃最近。

但纵使是他，也依旧拼命想揪出宋小光。

千里迢迢去北京，拉下面子、掏空钱包（虽然最后并未真正掏空）求曾经说和他分道扬镳的老同学。跑精神病院，磨自己师父，作为审判员他能做的不能做的都做了。

最后，依旧只判了个轻飘飘的五年。

他余高远所有的真心初心良心，也同样被狠狠践踏。

可纵使如此，余高远也好、陆则铭也好，袁亦方也罢，所有人的努力都不是徒劳。

尸身漂在冰冷河中的姑娘，于她而言迟到的正义，未必是正义；

可她身后有人，努力跳进冰凉的河，用尽毕生力气砸水花。

想用小小的水花，激起正义之浪、好更早更快涤荡所有污浊。

在巨大的变化缓慢的制度面前，在长久的积习已深的风气面前，在海量的注定易被煽动的“情绪正义”面前，个人，那样渺小。

个人的努力、愿景，可能白了头也只等到子弹正中眉心，等到空悲切，等到惘然看不见。

但那种“渺小”，又依旧是宏大的。

不是宏大叙事碾压忽视个体的那种宏大，而是理想之光、正义之念、热血之志的宏大，小小的个体们，汇聚在一起，也终会踩动时代向前向正确向理想的风火轮。

三，手法细节

《重器》从主题到技法，从立意到细节，都很值得夸。

构图都是处境、心境的明喻。

比如余高远和师父密谈，层层叠叠的栏杆、台阶，是复杂人物关系、利益关系的具象化。

比如陈一众深夜孤灯枯坐，灯照不亮他再次被子弹呼啸而过的痛苦愧疚。

台词、细节、节奏也都很值得细咂摸。

比如第18集，透露余高远升职消息，一明一暗两句话。

暗的一句，是余高远悄悄交代夏英杰“一切推给合议庭”，夏英杰一脸懵。

观众在上帝视角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余高远为什么比夏英杰先得到消息？

因为他个性更爱钻营，这种人总是消息更灵通，也可能因为二人的身份级别，已经不同。

明的一句，是梅芳说“你去找庭长求情，你们是同学”，直接点出余高远已是庭长。

这一段的主线，是“杀人犯已被判处死缓，死者自己坐着拖拉机回来了”，这个主线关系中余高远已升职，被处理为不起眼的“边角料”。

但恰恰是这区分轻重缓急、明暗表里的“边角料”式手法，很高级，很成熟。

陈一众深夜给父亲打电话，孤独一人僵坐办公室良久，“我可能杀人了”，回家后父亲说“你作为检察官已经死了，但你作为法律人会重生”，台词都特别好。

说过一万万次了，好的台词不是华丽修辞、更不是网络金句，而是符合角色身份的、从角色生活里长出来的，同时还能醍醐灌顶或者千钧一击。

这两句都是，前一句如刀、后一句似药。

于三花母亲，见到了“已故”女儿活着回来，却因为一千三百块，因为一些破家具，阻止女儿去公安机关，挽救一条“被错判杀人罪”的生命。

越心虚，就越要振振有词“是公家判的，和我们没关系，没关系”。

故事始终要生长在人群中，主角团之外，路人甲们的刻画，也都很力透纸背。“人”的贪嗔痴、怨憎会、求不得，拍得都鲜活深刻。

苦主误会陈一众、余高远和夏英杰在庆祝，他想不通，为什么烧饼店两口子打人、当街扒人衣服被判死刑，高干子弟组织团伙残忍伤害多名女子，却只轻飘飘判五年。

他当然不理解，他当然有理由，把酒，洒在正中心口的伤口上。

余高远他们已经竭尽所能，错当然不在余高远、陆则铭，真正的问题，是陈旧观念、复杂现实、利益包庇等多层因果的裹挟。

从某个角度看，五子同样是被困网内的飞蛾，但他们飞蛾扑火，想冲向明天的太阳。

纵使过程中，可能苦苦被冤枉，被一杯冷酒、几滴热泪、一抔鲜血，钉在“因为他们没有五万块赔偿吗”的耻辱柱上。

这段好，是因为拍清楚了吵架双方，背后真正深、真正重的深深深处。

《重器》的重，不是手握生杀予夺大权好威风，而是因其重、因其判生死而缓、而审慎，是初心之重、慎重之重、尊重之重，重器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