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夺去土地的农民丨1936-1939巴勒斯坦起义（三）

作者： 格桑·卡纳法尼

译者：米利杰 编者： 王山而

来源： 译者知乎转载，已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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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的背景之二：农民

这就是1936年起义爆发时工人的情况。然而，我们到目前为止所讨论的只是涉及巴勒斯坦犹太社会和阿拉伯社会之间以及后来在这两个社会内部发生冲突的一个领域。

另一个领域是农村地区，由于犹太资本涌入巴勒斯坦，那里的冲突主要以民族主义形式出现。尽管大量犹太资本被流向了农村地区，尽管英帝国主义军队的存在和行政机器施加的巨大压力有利于犹太复国主义者，但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建立犹太国的计划相比，后者取得的成果微乎其微（总共新增了6752名殖民定居者）。然而，他们严重损害了巴勒斯坦阿拉伯农村人口的地位。犹太团体拥有的城市和农村土地从1929年的30万德南增加到1930年的125万德南（1德南约等于1000平方米）。从大规模殖民化和解决“犹太人问题”的角度来看，虽然购买的土地微不足道。但是，近 100万德南——几乎占农田的三分之一——的征用导致阿拉伯农民和贝都因人严重贫困化。到1931年，犹太复国主义者共驱逐了2万个农民家庭。此外，在不发达世界，尤其是阿拉伯世界，农业生活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方式，同样也是一种社会、宗教和礼仪生活方式。因此，除了失去土地之外，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农村社会正在被殖民化进程摧毁。

直到1931年，每千名犹太人中只有151人依靠农业为生，而每千名阿拉伯人中有637人。在近11.9万名农民中，约有1.1万是犹太人。[1] 1931年，19.1%的犹太人务农，而59%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靠土地为生。当然，这种冲突的经济基础非常危险，但要充分理解它，我们应该看到它的民族面貌。

1941年，30%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农民没有土地，其余近50%的农民拥有的土地太小，无法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250名封建地主拥有400万德南的土地，2.5万个农民家庭没有土地，4.6万个农民家庭平均拥有100德南的土地。1.5万名农业工人受雇为地主工作。根据1936年对322个巴勒斯坦阿拉伯村庄进行的调查显示，47%的农民拥有的土地不足7德南，65%的农民拥有的土地不足20德南（养活一个普通家庭所需的最低限度为130德南）[2]。

虽然他们生活在犹太复国主义入侵、阿拉伯封建土地所有制和英国委任统治政府征收重税的三重压力之下，但巴勒斯坦农村大众主要还是意识到了民族挑战。在1929年和1933年的起义中，许多巴勒斯坦阿拉伯小农将自己的土地卖给了大地主，以购买武器抵抗犹太复国主义的入侵和英国的委任统治。正是这种入侵威胁到宗教、传统和荣誉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生活方式，使封建宗教领袖尽管犯下了罪行，但仍然处于领导地位。在许多情况下，正是封建地主购买了土地，然后将其出售给犹太资本。1933-1936年，犹太复国主义者购买的所有土地中有 62.7%属于居住在巴勒斯坦的地主，14.9%属于在外地主，22.5%属于小农。而在1920-1922年间，这一数字分别为：20.8%来自常住地主，75.4%来自在外地主，3.8%来自小农[3] 。

委任统治政府通过的法律旨在实现犹太人定居的目标；尽管这些法律的制定方式表明农民受到保护，不会被驱逐或被迫出售。实际上，它们并没有提供这样的保护。瓦迪哈瓦利斯（Wadi al-Hawarith）（面积为4万德南）、沙塔村（Shatta）（面积为1.6万德南）和其他许多村庄的情况都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些村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驱逐居民后夺取了土地。因此，居住在农业定居点的5万名犹太人拥有120万德南的土地——平均每个居民24德南——而50万阿拉伯人拥有不到600万德南的土地，平均每个居民12德南[4] 。贝鲁特封建家族苏尔索克将马尔吉·伊本·阿米尔（Marj Ibn Amer）（24万德南）的土地卖给了犹太复国主义者，被赶出马尔吉·伊本·阿米尔（24万德南）的8730名农民的案件一直悬而未决，直到1948年委任统治结束[5]。

1946 年，巴勒斯坦北部胡拉湖地区的巴勒斯坦农民和他们的犹太邻居。（图片来源：Zoltan Kluger/GPO）

“犹太人买下的每一块土地对阿拉伯人来说都是陌生的，就好像它被从巴勒斯坦的躯体上切除，移植到了另一个国家。” [6] 这是一位巴勒斯坦大封建地主说的话。他还说：“根据犹太人的说法，10%的土地是从农民手中购买的，其余是从大地主手中购买的……但事实上，25%的土地属于农民。” [7] 封建地主的这种道歉态度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据犹太人的消息来源报道）截至1936年，在三家大型犹太公司所购买的全部土地中（占犹太资本截至当时所购买土地的一半），52.6%属于在外地主，24.6%属于居住地主，13.4%来自政府、教会和外国公司，9.4%来自个体农民 [8]。 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导致被剥夺土地的农民阶级不断扩大，他们转而从事季节性雇用劳动。大多数人最终进入城市，从事非技术性工作。“对于被赶出土地的农民来说，不可能再获得其他土地，而且补偿通常很少，除非涉及到穆赫塔尔（村长）或其他村里的名人。” [9]因此，大多数被剥夺土地的农民都搬到了城镇。“在雅法，大多数街道清洁工都是前村民；拿撒勒的阿拉伯香烟和烟草公司报告说，其大多数工人也都来自农村。” [10]

以下内容说明了迁徙农民的命运：“我们问公司雇用了多少工人，回答是210人。支付给工人的周工资总额为62巴勒斯坦镑，平均每个工人每周29.5皮阿斯特。” [11] 当时，烟草厂犹太女工的平均周工资在170皮阿斯特到230皮阿斯特之间 [12]。 即使在政府部门工作，犹太工人的平均收入也比阿拉伯工人高出100% [13]。1 930年，约翰逊-克罗斯比委员会估计，农民的平均年收入在扣税前为31.37巴勒斯坦镑。报告进一步指出，平均扣税额为3.87巴勒斯坦镑。如果再扣除普通农民为贷款支付的8巴勒斯坦镑利息，则年净收入为19.5巴勒斯坦镑。根据同一份报告，农民家庭的平均支出为26巴勒斯坦镑。“事实上，农民……是巴勒斯坦税收最重的群体……政府推行的政策显然旨在使农民的经济状况能够确保建立犹太民族家园。” [14]

显然，犹太移民和巴勒斯坦经济从基本上是阿拉伯农业经济向犹太资本主导的工业经济的转变，主要影响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小农。与此同时，犹太移民获得了免税待遇，与犹太工业有关的进口商品也获得了免税待遇，如某些原材料、未加工产品、煤炭……等。进口消费品的关税增加了。平均进口税从委任统治初期的11%上升到1936年的26%以上；其中糖税为110%，烟草税为149%，汽油税为208%，火柴税为4005%，咖啡税为26%。 [15] 格雷戈里乌斯·哈贾尔大主教向皮尔皇家委员会讲述的以下故事说明了政府的政策：“我曾经去过阿克里地区的罗姆村，那里的居民以生产橄榄油为生。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向高级专员投诉犹太人的食用油公司。该公司得到了政府的帮助，政府对其进口的花生免税，该公司从中榨油并与橄榄油混合，然后以较低的价格出售。村里的人要求保护他们的产品不受该公司产品的影响，于是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听取村民的投诉。当委员会前往罗姆村时，村民们愤怒地发现，委员会主席正是该公司的董事。” [16] 另一方面，税收制度明显带有歧视性，有利于富人。年收入22.37巴勒斯坦镑的税率为25%，而年薪和收入超过1000巴勒斯坦镑的税率为12% [17]。

巴勒斯坦农民家庭在橄榄园中。（图源：凤凰网）

中农和小农不仅因失去土地而陷入贫困，而且还是犹太复国主义以“只雇用犹太工人”和“只生产犹太产品”为口号的做法的受害者。犹太工厂主只雇用犹太工人，向他们支付更高的工资，并以更高的价格出售他们的产品。“鼓励犹太人优先购买犹太产品，尽管价格高于阿拉伯竞争对手的产品。” [18] 原材料免征关税，而进口商品则征收高额税款，特别是如果犹太工厂在当地生产同类商品的话。 另一方面，被称为“埃芬迪”（effendi）的阶层居住在城镇中，他们的收入来自租给农民的农田和向农民贷款的利息。（埃芬迪阶层直到四十年代才开始投资工业。这种剥削形式对农民造成的破坏远远超过了犹太复国主义殖民化。）

另一个农村群体是“贝都因人”，1931年有66553人（1922年巴勒斯坦有10.3万贝都因人）。他们在1936年的起义中扮演了主要角色，正如他们在1929年8月的起义中所做的那样。这引起了巴勒斯坦共产党在前述大会上的关注。占人口近35%的贝都因人是一支潜在的革命力量。“他们因严重贫困和持续饥饿而变得绝望，总是处于武装起义的边缘。他们参加八月起义表明，他们可以在群众起义中发挥领导作用，同时也清楚地表明，这些部落的领导人可能会被金钱所迷惑。他们不断为由无地农和半无产者组成的军队提供新的人手。” [19]

与此同时，支离破碎的阿拉伯城市小资产阶级处于混乱、犹豫不决和四分五裂的状态：社会正以极快的速度转变为犹太工业社会，这使得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都没有机会参与这一进程或从中获利。因此，1937年在皮尔皇家委员会和前几个委员会作证的大多数巴勒斯坦领导人都讴歌奥斯曼帝国主义，赞扬奥斯曼帝国主义与英帝国主义相比对待他们的方式，这一点也不足为奇。他们曾是政府（Porte）的工具、苏丹的堡垒，是统治、压迫和剥削制度的组成部分，而英帝国主义却把他们从首席代理人的位置上赶了下来，因为它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找到了一个更合格、地位更稳固、组织更严密的代理人。

这样，封建宗教领袖所要扮演的基本角色的主要轮廓就确定下来了——那就是为在殖民主义政权中获得更好的地位而进行“斗争”。但是，如果不团结那些渴望摆脱殖民枷锁的阶级，他们就无法参与这场“斗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制定了一个明显具有进步意义的纲领，采用了他们既不愿意也不可能将其推向合理结论的群众口号，并遵循了一种与他们的本性大相径庭的斗争模式。

当然，这些领导层并不像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拥有绝对的行动自由；相反，他们面临着影响事态发展的各种压力、日益激烈的冲突以及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各种影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的利益与巴勒斯坦周边的阿拉伯国家的统治阶级的利益之间不时出现部分矛盾，尽管他们维护的是相同的阶级利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在巴勒斯坦的阶级结构中建立起来的广泛结盟。

1936年，阿拉伯高级委员会集会反对英国在巴勒斯坦的政策

（图源：国会图书馆）

注释

[1] Action among the peasants 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Zionism, The Palestine Communist Party Theses for 1931. Commun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Arab Revolution, Dar a1-Haqiqa, Beirut; 同上，第39页

[2] Communist Internationalism, pp. 135-145.

[3] Weinstock. 同上。

[4] Collection. p.34.

[5] The Sublime Porte had granted this land to the Sursuk family of Lebanon In return for services. See also: Hadawi, Palestine Under the Mandate. 1920-1940, Palestine Studues, Kuwaiti Alumni Association., pp.34, 36. In 1934, the Zionists.

[6] Collection. P.34.

[7] 同上，第34页

[8] Hadawi., Op. cit., P.29.

[9] Collection. p.25.

[10] 同上，第56页

[11] 同上，第58页

[12] Himadeh. Op. cit., p.376.

[13] Collection, P.60.

[14] 同上，第62-63页

[15] 同上，第62页

[16] 同上，第44页

[17] 同上，第63页

[18] Rony E. Gubbay, A Political Study of the Arab-Jewish Conflict, Librairie de Droz. Geneve, 1959. p.29. 109. Sifrl, Op. cit., pp.131-132.

[19] Communist Internationalism. PP.14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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