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一场发生在杭州的刑案，持续搅动公众舆论。网络上普遍将其称之为“杭州酒局事件”，但回看官方通报，事实清晰：侵害行为并非发生在饭局之上，而是转场KTV之后，两名嫌疑人包括一名公职人员涉嫌强制猥亵，并致被害人轻伤二级，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纪检监察同步跟进调查。
这是一起性质明确的刑事案件，不是一场酒后闹剧。可在网络传播语境下，“酒局”二字被放到事件的突出位置，很容易制造一种误导：仿佛是饭局、酒精催生了恶行。作为酒类行业媒体，我们必须直言：酒是中性消费品，犯错的是人，不能把人性之恶，转嫁到酒与酒局身上。
“酒局事件”只是各方的场景化标签，并不是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定性。官方通报当中，从未将案件根源归于喝酒，案由直指强制猥亵的刑事犯罪，聚餐只是事件的前置场景，犯罪行为发生于后续KTV环节。但传播的惯性十分强大，当媒体、网友反复用“酒局”概括整件事，舆论讨论就容易跑偏，大量注意力被消耗在批判喝酒、批判饭局，反而弱化案件本身：公职人员与企业高管对被害人实施侵害的刑事事实。
社会长期存在一种非常有害的话术：“喝多了，一时糊涂”。但凡有人闯祸，酒精经常被拿来当万能挡箭牌，试图稀释主观恶意，给恶劣行为找一个体面台阶。仿佛醉酒，被谅解的可能性就会变大、就可以降低对行为本身的谴责力度。
喝酒属于原因自由行为，你可以不喝、可以喝、可以少喝、可以多喝、甚至可以不要命的喝，但你不能强迫别人喝。生理性醉酒实施犯罪，必须承担全部刑事责任，醉酒不是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理由。喝酒是成年人自主选择，不会凭空制造犯罪念头。一个人内心没有恶念，再多酒，也不会催生出强制猥亵、暴力伤人的行为。所谓酒后失控，很多时候只是放纵欲望的借口。把罪责推给酒精，本质上就是对犯罪行为的变相开脱。
我们并不否认，当下部分商务应酬，确实存在畸形酒桌文化。职场之中，存在以工作名义裹挟员工参加不情愿的饭局，强制劝酒，把喝酒当成职场考核、商务通关的潜规则，冠冕堂皇。这种权力压迫式的应酬，应当被批判、被抵制。但我们要分清，需要批判的是异化的应酬规则，不是酒本身；要谴责的是权力越界、作恶的个体，不是正常的酒局社交。
酒承载着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情感价值。亲友相聚、佳节团圆，举杯是喜悦的表达；知己相逢，把酒言欢，是精神层面的交流。正常的酒局，以自愿为前提，尊重个体意愿，喝与不喝、喝多喝少，选择权握在自己手上。酒可以是情感载体，是社交媒介，它本身没有善恶。不能因为个别恶性个案，就全盘否定饮酒文化，把所有酒局都污名化。
很多人容易把两件事混为一谈：畸形应酬文化和酒本身。畸形的商务酒局，问题根源不在杯中物，而在于饭局背后的权力关系、利益交换，在于个别成员的“想入非非”。员工被临时通知、被迫赴局，是职场权力的问题；席间被强行劝酒，是边界感的缺失；而到KTV 发生强制猥亵、暴力伤害，已经跳出酒桌文化的范畴，触碰刑法红线，是赤裸裸的刑事犯罪。
如果舆论的焦点，停留在“酒局害人”，就会模糊真正该追问的问题：为什么普通员工可以被工作裹挟，被迫参加商务聚餐？手握资源与身份优势的人，为何敢于在社交场合肆意践踏他人人身权利？这些，才是更值得思考的命题。
健康饮酒，理性饮酒，行业倡导的不是无底线劝酒，更不是以酒为名纵容越界行为。健康饮酒文化，核心是尊重与边界。酒当然可以用来拉近关系，但绝不能成为权力的工具，更不能成为恶行发生的温床。酒可以助兴，但不能为作恶兜底。
我们坚持反对、批判糟糕的应酬风气，同样坚决反对把恶行归罪于酒。当恶行发生，第一反应不该是“都怪喝了酒”，而是看清作恶者本身，酒不能成为作恶者开脱的理由。
当我们谈论这起案件的时候，应当记住：这是一起涉嫌强制猥亵的刑事案件，不是一场出事的酒局。酒不背人性的锅，是非对错，应当归于人本身，将本次事件称为“杭州酒局事件”，这是对酒这一消费品的不负责任、对被害人的不负责任，也是对刑事案件严肃性的不负责任。（许益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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