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数据要素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正在深刻改变产业组织方式、城市治理模式和经济增长逻辑。2021年10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要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围绕这一重要要求,北京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重要抓手,持续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城市治理数智化转型。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既拥有高校院所、创新企业、平台主体和高端人才等创新资源,也拥有政务服务、交通运行、医疗教育、城市安全、绿色出行等超大城市应用场景,具有观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典型意义。
《北京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5—2026)》(以下简称《报告》)显示,2025年北京数字经济增加值突破2.4万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达46.4%,数字经济已经成为首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进入“十五五”时期,数字经济正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从单点应用转向系统融合,从局部试点转向全域赋能。北京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实践价值,正在于其把技术创新、制度建设、数据流通、人工智能和城市治理贯通起来,把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发展、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等要求转化为服务首都发展的具体实践。
北京数字经济发展底盘持续夯实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首先需要坚实的发展基础。这个基础既包括数字产业本身的规模和竞争力,也包括数字技术向实体经济和城市运行体系渗透的深度。北京数字经济的突出特点,在于其既有较强的数字产业基础,又在产业数字化、数智基础设施和场景应用方面形成了较完整的支撑体系。
从总体规模看,北京数字经济对首都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在2025年进一步强化。《报告》显示,2025年北京数字经济增加值同比增长8.7%。数字经济已经深度嵌入首都经济运行,成为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动力转换的基础性力量。
数字产业化水平持续提升,是北京数字经济发展底盘的重要体现。《报告》显示,2025年北京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4%,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29.3%。人工智能、信息软件服务、电子信息制造、集成电路等重点领域保持较快增长,推动北京数字产业化从通用软件、互联网平台优势,进一步向硬件制造、基础核心软件和产业链关键环节延伸。
产业数字化则体现出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牵引作用。落实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要求,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必须落到实体经济能级提升上。北京近年来持续推进“新智造100”工程建设,围绕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形成一批示范成果。智能工厂、“灯塔工厂”等示范主体持续扩容,工业互联网平台加快落地,企业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不断涌现。数字技术正在从研发、生产、供应链、质量控制等环节进入制造业全过程,推动传统制造从“设备更新”走向“流程重塑”。
数智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底座。5G、5G-A、IPv6、算力中心、工业互联网等设施加快布局,使数字经济建立在更高速、更稳定、更智能的基础设施之上。2026年5月,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陆建文在北京2026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主题活动上介绍,截至目前,北京已建成5G基站15.49万个,每万人拥有5G基站70个。随着城市算力网、国产智算集群等加快建设,北京数字经济的基础能力正在从“连接能力”进一步转向“智能计算能力”和“系统协同能力”。
从更深层次看,北京数字经济的发展底盘还体现在其由“局部试点”走向“体系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智基础设施、数据要素改革和城市治理场景之间相互联动。人工智能产业需要算力和数据支撑,数据要素流通需要制度和平台保障,产业数字化需要真实场景牵引,城市治理现代化又反过来为数字技术迭代提供应用空间。面向“十五五”,北京数字经济竞争的重点将从规模优势进一步转向体系能力,基础研究、核心技术、算力供给和产业生态仍需协同提升。
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推进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数字经济能否真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关键在于数据能否在安全可控前提下实现高质量供给、高效率流通和高价值应用。北京数字经济发展的深层优势,不仅在于企业数量和技术应用,更在于围绕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制度探索。从这个意义上看,北京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既是在释放新型生产要素价值,也是在探索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数字经济治理方式。
从政策框架看,北京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具有明确的制度牵引。北京市出台《关于建设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实施意见》,为释放数据要素活力、激活数据要素价值、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系统性安排。围绕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建设,北京持续推进数据基础制度、数据标准、公共数据开发利用、数据流通交易、数据安全治理等重点工作,推动数据从分散沉淀的资源转化为可开发、可流通、可应用的生产要素。
这一改革也体现出北京对数据要素治理规律的把握。数据具有不同于传统要素的特殊性,可以实现跨场景重复使用,但也容易受到确权不清、定价困难、安全风险和隐私保护等问题制约。如果缺少制度供给,数据流通容易面临信任不足、规则不足和供给不足;如果缺少市场机制,数据资源又难以形成持续价值。北京的做法,正在于通过政府制度供给降低数据流通的不确定性,同时通过平台、企业和市场机制释放数据价值。
北京数据集团的成立,是这一制度探索的重要节点。作为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平台型主体,北京数据集团围绕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数据流通交易、数据产品服务、数据安全合规和市场生态培育等方面开展探索,有助于促进政企数据双向流通利用,并将分散在不同部门、不同场景、不同系统中的数据资源纳入更加规范的开发利用体系。
与此同时,北京持续推进数据制度标准建设。数据要素市场的成熟,离不开可执行、可评估、可复制的制度标准。北京在推动国家标准落地的基础上,结合地方发展需要和市场需求,推进地方标准制修订,提升标准实施应用水平,并推动更多“北京标准”上升为“国家标准”。这对于破解数据确权、数据质量、数据接口、数据安全、数据交易等环节的操作难题具有重要意义。标准越清晰,经营主体越敢于供数、用数和交易数据。
市场化流通平台建设也取得积极进展。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的数据交易规模持续增长,数据产品供给不断丰富,数据资产入表、公共数据开发利用、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等工作加快推进。与传统要素市场相比,数据要素市场更强调可信流通、可控使用和价值再开发。北京围绕数据交易、数据产品、数据资产和数据服务进行探索,有助于推动数据价值链条逐步清晰。
数据要素改革能否见效,关键要看数据能否真正嵌入产业和治理实践。其重点不在于简单扩大数据存量,而在于通过制度安排和市场机制,增强数据进入产业创新和城市治理的能力。数据要素改革下一步的重点,也将从制度框架搭建进一步转向标准落地、供给提质、可信流通和安全治理。
人工智能成为新质生产力重要引擎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北京数字经济发展中最具标识性的领域之一。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以高水平要素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人工智能以数据、算力、算法和模型为基础,通过场景应用进入科研、生产、服务和治理过程,正在推动生产工具、组织方式和产业形态发生深刻变化。
近年来,北京围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策源地,持续强化顶层设计和政策供给,形成了覆盖技术创新、算力供给、数据供给、场景开放、产业集聚和安全治理的政策体系。2026年5月3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靳伟介绍,2025年,北京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达4500亿元,人工智能企业超2500家。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北京拥有一批高水平高校院所、新型研发机构、平台型企业和创新型企业,为人工智能发展积累了较强的原始创新基础和人才储备。
围绕人工智能和未来产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2025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2026年1月30日,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这些重要部署,为北京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培育未来产业和完善数字经济治理提供了重要遵循。
北京人工智能发展的突出特征,是从模型能力竞争加快转向产业生态竞争。人工智能发展不能只看大模型数量,更要看算力基础是否坚实、数据供给是否充足、应用场景是否开放、企业协同是否顺畅。北京在智能算力、数据要素、开源生态、重点园区和应用场景方面协同推进,围绕大模型、机器人、科学智能、自动驾驶、智能制造等重点方向,逐步形成“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品应用—产业集聚”的创新链条。
人工智能对新质生产力的赋能,集中体现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上。一方面,人工智能通过大模型、科学智能平台和专业数据集提升研发效率,推动科研活动向数据驱动、智能推演转变;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进入制造业后,可以进一步实现质量预测、工艺优化、智能排产、缺陷识别和供应链协同,推动制造业从“数字化改造”走向“智能化升级”。在这一过程中,分散在研发和生产环节的数据被转化为决策能力、控制能力和创新能力,成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来源。
在公共服务和现代服务业领域,人工智能也在加快落地。北京在教育、政务、医疗、金融、内容生产等领域形成了一批应用案例,推动智能体、数智助手、医疗辅助系统和内容生成工具进入真实服务场景。这些实践表明,北京人工智能发展已经从技术展示走向行业应用,从局部试点走向多场景渗透。人工智能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化应用,还需要继续破解算力供需、高质量数据、商业模式和治理规则等现实约束。
数字技术赋能超大城市治理
北京数字经济实践的另一重要特点,是把数字技术嵌入超大城市治理全过程。如果说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解决的是数据如何流通、开发利用和安全使用的问题,那么城市治理实践则进一步展示了数字技术如何转化为治理效能。超大城市人口密度高、运行系统复杂、公共服务需求多元,对交通组织、城市安全、政务服务、医疗教育、应急管理和绿色低碳提出了更高要求。由此来看,北京发展数字经济,不仅是在培育新的产业动能,也是在提升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和公共服务能力。
数字技术赋能城市治理,首先依赖数智基础设施的完善。5G网络、IPv6、城市算力网、感知设备、数据平台和云端系统共同构成城市数字治理的核心底座。北京在通信网络、算力资源和城市感知体系方面持续建设,使城市运行能够更及时地被感知、更精准地被分析、更高效地被调度。数字基础设施从“后台支撑”走向“治理底座”,为城市管理从经验判断转向数据辅助、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预警提供了条件。
政务服务是数字技术赋能城市治理的重要领域。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一网通办”“京通”“京办”等数字政务建设,推动政务服务从线下窗口分散办理向线上集成服务转变。智能政务协同办公平台贯通不同层级、不同部门和不同场景,有助于打破条块分割,提高跨部门协作效率。对市民和企业而言,数字政务的核心价值在于减少材料、压缩环节、缩短时限、提升体验;对政府治理而言,其价值在于提升信息流转速度、任务协同能力和基层治理响应能力。
交通治理是观察北京数字技术应用成效的典型窗口。北京出行即服务(MaaS)平台通过整合交通大数据和地图平台算法,为市民提供一体化出行规划、接驳引导、绿色出行碳激励等服务,使城市交通治理从单纯的设施供给走向需求引导、行为激励和绿色转型协同。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则围绕“车—路—云—网—图”体系,推动自动驾驶出租车(Robotaxi)、自动驾驶小巴、无人配送、干线物流等场景示范,体现了数据、人工智能和城市交通场景的深度融合。
城市安全和精细化管理同样是数字技术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域。地下管线、供热管网、经营性自建房等重点设施,以及消防监管、道路货运、灾后重建等重点工作领域,都可以通过感知设备、数据平台和智能分析提升风险识别能力。过去城市治理中许多风险具有隐蔽性和滞后性,风险防控往往依赖人工巡查和事后处置;数字技术介入后,可以通过实时监测、数据比对、智能预警和远程监管提高主动防控能力。互联网诊疗、智慧教育、数字人民币、线上公共服务平台等应用,也进一步提升了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精准性。这些实践表明,数字技术只有进入真实城市运行场景,才能从技术能力转化为治理能力和发展能力。
北京数字经济实践经验日益清晰
北京数字经济发展实践表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不能依靠技术突破、企业扩张或基础设施建设的单点推进,而要让技术创新、制度建设、数据流通、产业升级和城市治理相互贯通。北京的探索之所以具有示范意义,正在于其把数字经济放在首都高质量发展、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和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中统筹推进,使数字经济从产业变量逐步转化为发展底座。
战略统筹为北京数字经济发展明确了方向。数字经济不是一般产业政策的局部议题,而是关系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城市治理能力提升和国际竞争力塑造的战略议题。北京围绕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化、治理智能化和数字开放协同发展,使各类政策工具围绕共同目标持续发力。
制度创新构成北京数字经济实践的重要基础。围绕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北京持续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公共数据开发利用、数据交易平台、数据标准体系和数据安全治理协同建设。这一探索说明,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既需要市场机制,也需要政府在规则、平台、标准和安全方面提供制度支撑。只有把“敢流通、能流通、会使用、保安全”贯通起来,数据才能真正从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
丰富应用场景提升了北京数字经济的现实转化能力。北京拥有复杂的超大城市治理需求和多元产业应用空间,交通、政务、医疗、教育、城市安全、绿色出行等领域,为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数字平台提供了真实试验场。通过开放应用场景,北京能够让数字技术在真实环境中验证效果、优化模型、形成产品,并进一步带动产业发展。这也是北京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优势所在。
面向未来,北京数字经济由规模领先迈向体系引领,仍需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高质量数据供给、算力资源统筹、人工智能商业化落地、跨区域协同和国际规则参与等方面持续发力。总体来看,对照上述关于数字经济、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北京数字经济实践把高质量发展要求转化为数字产业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实践,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转化为人工智能和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实践,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转化为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实践。随着数字技术、数据要素和人工智能对城市发展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北京有条件在“十五五”时期进一步释放数字经济综合效能,为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具示范意义的北京经验。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管理研究所 王鹏)
本文第二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刘言蹊。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2026年重大课题“习近平经济思想及其在京华大地生动实践研究”(项目编号:KY2026A049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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