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风与崖门：同一个帝国下两种命运

忽必烈坐在大都的宫殿里边，望着一张地图，这张地图上面大半个欧亚大陆都已经是他的，俄罗斯的草原、波斯的沙漠、中原的稻田，全部都被蒙古人踏过，但是地图右下角有一个小小的岛国一直没有被他征服过，这个岛国叫做日本。

同一时间，在这张地图的另一个角落，南方海岸边，一个小朝廷正在苟延残喘，这个朝廷是曾经统治半个中国的南宋，他们的皇帝只剩一个 8 岁的小孩子。

这两个地方面对着同一个敌人，相隔几年时间，一个最后撑了下来，一个就全军覆没，连皇室都跳海死光，为什么会这样？

同一个帝国，同一个时代，结果竟然差这么远。

要解答这个问题，要从蒙古人怎样崛起讲起。

成吉思汗那个年代，蒙古只不过是草原上面一堆分裂的部落。

但是他们懂得打仗，懂得用恐惧来征服，短短几十年之间，蒙古骑兵的版图由太平洋一直伸展到欧洲门口，中亚的古城一座接一座被夷为平地。

像撒马尔罕这种曾经繁盛的丝路重镇，城破之后几乎没有留下多少人口，有史学家算过数，蒙古人西征期间单单中亚一带人口跌幅可能超过一半。

这个不是夸张，是他们刻意留下的恐怖信息，不投降就满门抄斩，这种信息传得很快，好多城市见到蒙古大军来到城门都未开过一炮已经自己投降。

恐惧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武器，甚至比刀剑还要锋利。

到忽必烈手上，蒙古已经不只是一个游牧帝国，他在 1271 年正式建立元朝，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真正的中原皇帝，启用汉人官员，采用中原的年号、礼制。

但是他心里面清楚，自己始终是外族，要坐稳这张龙椅，他需要更多的诚敬、更多的神佛。

中原的士大夫表面服从，心里面未必真的认可他。

于是他望向大海，望向那个还未低头的日本，对他来讲征服日本不只是扩张版图，还是一个政治宣言，告诉所有还有怀疑的人听，忽必烈的天命没有谁可以拒绝。

这个时候日本的实际掌权者不是天皇，而是镰仓幕府，天皇在当时已经沦为一个象征性的存在，真正的军政大权握在武士阶层手上。

忽必烈派使者过去带着国书，要求日本称臣进贡，使者渡海来到九州，再辗转送到镰仓。

镰仓方面看完国书，考虑了很久才给出回应：“你们成天说自己征服了整个世界，所以呢，所以我们不想知道你征服过哪个，我们只想知道你有没有踏得上这座岛？”

这句话听来很硬气，但是背后其实是一种赌博，日本从来没有同蒙古交过手，他们不知道对方的骑兵、弓箭、火器有多恐怖。

他们只是凭一个信念，大海会保护他们，这个信念在 1274 年第一次受到真正的考验，那一年蒙古同高丽联军大概三万多人，坐着几百艘船渡海直扑九州北岸，在博多湾登陆，日本武士第一次见识到集团作战的可怕。

蒙古人用的是铁炮、毒箭，还有一种叫做震天雷的爆炸武器，武士习惯的是一对一单挑决斗，先报家门再比试武艺，这种战术落差令到日本一开始节节败退。

史料里面记载，武士自报家门想同对方单挑，结果换来的是一轮箭雨，连对方样子都未看清楚就中箭，有些武士甚至连自己名字都未报完，就已经倒在沙滩上面。

这种战争同他们熟悉的一切完全不同，他们一直信奉的武士道规矩在这种集团作战面前显得毫无用处。

一个驻守博多湾的渔民在岸边亲眼见到整件事，他爸爸被蒙古骑兵杀死，自己就躲在石堆后面，看着整个村庄烧起来。

他后来同孙子讲，那晚的海没有一丝风，天空平静到好诡异，好像整个世界都在平息，等着什么发生。

他说那种寂静比战鼓声还要恐怖，因为没有人知道平静之后会来什么。

然后夜晚天气突然变了，一场强烈的风暴由海面卷起来，蒙古的船队没有准备，好多船直接在港湾里面互相碰撞，桅杆一支接一支断裂。

史学家估计，单单这一晚就有成千上万士兵溺毙，剩下的军队匆忙撤退返回大陆。

日本人第一次在没有赢得一场真正决定性战役的情况下靠着一场风暴逃过亡国，第二日清晨渔民走出来看见到整个海滩铺满浮尸同残破的船板。

他说，那一刻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做劫后余生。

1274 年之后，那几年，日本各地的神社寺庙涌入大量祈福的人。

朝廷正式下令全国社寺要为击退外敌祈祷。

这种官方祈祷持续了整整 7 年都没有停过，表面看这个是一种宗教仪式，实际上是一整套社会动员的开端。

朝廷用神明保佑这个说法将全国的人心凝聚在一起，为下一次可能的入侵做心理准备，这个心理准备后来证明比石墙本身还要重要。

这个时候，忽必烈不会就这样放弃，他反而将这次失败看成是一个提示，他开始准备一场更加庞大的远征。

但是在这个之前，他有另一件更加迫切的事要处理，在长江以南的南宋朝廷还在负隅顽抗，这个朝廷对忽必烈来讲才是真正的威胁，因为只要南宋一日未灭，中原就一日不算真正统一，他的天命就一日不算完整。

南宋自从丧失中原之后靠着江南的财富同水军撑了百几年，这个朝廷一直都以海上贸易和水军实力自豪，他们拥有那个年代其中一支最强的军队，泉州、广州这些港口每年都有大量商船出海，将丝绸、瓷器卖去南洋，卖去阿拉伯。

但是到了 1276 年，首都临安都失守了，朝廷剩下的官员带着两个小孩子王子一路向南逃，他们辗转逃到福建，再逃到广东沿海。

每逃一步，跟随的军民就少一批，有的病死、有的走散、有的干脆投降元军换一条生路。

有一个南宋商人的家庭原本在临安做绸缎生意，家境不算大富大贵，但是都算过得舒服，城破的那一晚，他们一家五口连夜上船，跟着朝廷一路南逃，连店铺的存货都来不及收拾。

爸爸经常同小孩子讲，只要跟着皇帝就一定安全，但是他自己心里面都知道这个安全越来越似一个笑话。

逃到广东海岸的时候，他们一家已经没有家财，只剩一船人和一船恐惧，小孩问爸爸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爸爸没有答，只是望着海很久都没有出声。

1279 年，朝廷的最后一支船队退守到一个叫做崖门的地方，这里是珠江口一带的海域，四周环山，看来好像一个天然屏障，但是实情是这里亦都是一条绝路，一进去就没有第二条水路可以退出去。

统帅张世杰将几百艘船用铁链连在一起，摆出一个防御阵型，想用这个方法稳住军心，亦都想防止士兵临阵脱逃。

这个决定后来被人批评得很厉害，因为一旦有一部分军队着火或者中伏，整条铁链就会拖住全部船一齐沉。

元军主帅张弘范带着船队封锁了崖门的出口，断绝南宋船队的食水、补给。

几日之后，南宋士兵开始拿来海水来喝，好多人上吐下泻，战斗力大跌。

粮食、淡水一天天减少，士兵的眼神由最初的坚定慢慢变成绝望。

决战那日，元军趁着潮水涌入，四面围攻，南宋船队无后路可退，铁链连住的船队一艘跟一艘沉下海，好像一条被斩断的长蛇，再没有能力反抗。

丞相陆秀夫眼见大势已去，背着当时只剩 8 岁的小皇帝赵昺行到船边，他没有告诉小孩子发生什么事，只是轻声叫他不要怕，跟着他一步踏出去，连人带主一齐跳海。

这一刻没有任何战鼓，没有任何呐喊，只有海水吞噬一切的声音，这个画面在之后的史书里面反复被人提起。

有记载说，当日跳海而死的军民同官员数目，可能超过 10 万人，海面上面浮尸连绵几日都散不开，渔民之后很久都不敢在附近下网捕鱼。

南宋一个曾经统治半个中国的王朝，就这样连皇帝的尸骨都没有留下，在这一片海域彻底消失，没有陵墓、没有庙宇，只有一片没有人再敢正视的海。

那个逃难的商人一家，在这场屠杀里边全部罹难，没有人记得他们名字，没有人知道他们原本住在临安哪条街，他们只是十万分之几的一个数字。

战争最真实的模样从来都不是史书里面那些将军的名字，而是无数个没有留下名字的普通人，历史记得张世杰，记得陆秀夫，但是不会记得那个问爸爸什么时候回家的小孩。

崖门一战之后，忽必烈的元朝终于完全吞并了中国，但是他没有停下来庆祝太久，相反，他将南宋残余的水军将领、船只、造船技术全部收归己用。

这个是整个故事里面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环，忽必烈不只是得到了中国的土地，他还得到了中国的海军，得到了一批懂得在大海作战的水手，还有一整套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造船技术。

这些资源很快就会用在另一个方向，于是两年之后，1281 年，忽必烈筹组了历史上其中一次规模最庞大的跨海远征，这次不只是一支军队，而是两支，东路军由高丽出发大约 4 万人，江南军由前南宋水域出发，规模更加惊人，估计超过 10 万士兵，船只数以千计，几乎将江南沿岸的造船厂全部动员起来。

两支军队约定会师，一齐扑向九州，这个规模在当时的世界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场跨海军事行动可以相比。

有一个蒙古将领在出发前同副官讲过一段话，上次我们输了是因为没有准备，这次不同，这次我们有南宋的船，南宋的水手、南宋的造船匠，这些人懂得怎样在大海生存，那我们这次会赢，这次没有东西可以阻挡我们。

这种自信，不是吹牛。

江南军的船确实比七年前那批坚固很多，船身结构借鉴了南宋水军的设计，理论上更加扛得住风浪，忽必烈相信自己已经解决了上次失败的致命弱点。

日本方面经过 7 年准备，在博多湾沿岸筑起了一条石墙，长度绵延几十里，高度足够阻止骑兵直接冲上岸，用来阻止蒙古骑兵直接登陆。

这条石墙今日在福冈还找得到，残存的遗迹，游客路过都未必知道这堆石头曾经挡住过一个帝国。

两军在博多湾一带对峙了接近两个月，日本武士白天死守石墙，晚上还会偷偷划小艇夜袭蒙古的大船，搞得元军成天都要提高警觉，不能好好休息。

这种消耗战拖到了夏末，蒙古士兵长期困在船上，饮食同卫生条件越来越差，疾病开始蔓延，士气越来越低，将领里面已经开始有人提出应该先退回高丽等秋天再来过。

就在这个时候，1281 年 8 月，又一场台风由海面直卷而至，这次的风暴比七年前那场还要猛烈，连续吹了整整两日两夜，江南军和东路军的船只大量在海上互相撞沉，又或者直接被大浪打散，好多士兵来不及上岸就已经同船一齐沉落海底。

史料记载，元军损失的船只和人数远远超过第一次远征，估计超过一半兵力没有再回到大陆。

忽必烈精心筹备 7 年的第二次征服，在这两日之内几乎全军覆没，这场风暴之后被日本人称为神风，神灵的风。

在当时的日本人眼中，这个不是巧合，而是天意，他们相信神明两次都在最危急的关头出手保护了这个国家。

同一个帝国几乎在同一个年代面对着两个不同的对手，结果竟然截然相反，南宋在崖门连皇帝都跳海死光，没有留下一个逃生的机会，日本在博多湾靠着两场风暴两次逃过灭顶之灾，天气真的足以解释全部这个差异吗？

还是背后还有一些更加关键的因素是后人一直没有认真去问过，我第一次认真对比这两件事的时候，老实讲觉得很诡异，我们经常将日本的生存归功于一场天赐的风暴。

但是崖门的南宋，他们没有风暴保护，是不是就代表他们纯粹是运气差，还是他们早就已经没有了日本拥有的那样东西，一个还有得退的选择，一个当年逃到崖门的商人小孩，和一个博多湾的渔民，两个人在同一个帝国的阴影下面成长，一个死在海，一个活了下来。

这个分别不是天意可以解释全部，但是如果只是将这个故事讲到这里就完，其实还未触及最核心的问题。

风暴确实帮了日本两次，但是风暴不会选谁做赢家，真正拉开差距的是在风暴来之前，两边已经做过的事，同埋没有做到的事。

先讲日本那边，镰仓幕府在 1274 年之后没有因为侥幸逃过一劫就松懈下来，相反，他们将这七年全部投入在一件事 —— 准备下一次。

石墙不是一下子建得成，是动员整个九州的人力物力持续七年的工程，武士制度本身亦都给了日本一个好处，每一个地方领主都有自己的军队同资源，不用等中央朝廷发号施令才可以行动。

九州的武士在蒙古船队还未靠岸之前，已经自发组织好防线，这种分散但有序的动员能力才是石墙背后真正的武器。

石墙的工程对普通百姓来讲亦都不轻松，有一个博多湾附近的农夫连续 7 年每年秋收之后都要跟着村里面的征召去搬石头筑墙。

他对老婆讲，自己都不知道这条墙最后有没有用，但是武士说要建，他就没得选。

这种由上而下的强制动员在当时的日本没有引发大规模反抗，反而形成一种共识，外敌未到，大家已经预先接受了牺牲。

再看南宋那边情况就完全不同，南宋朝廷一路南逃的过程里面并没有建立过一条类似的防线，亦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系统。

张世杰同其他将领之间对怎样应对元军一直都有分歧，有人主张继续海上游击，有人主张死守一个据点，最后选择在崖门用铁链连船固守，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没得再退的绝望决定，而不是一个经过长期准备的战略。

日本用 7 年时间巩固地方力量，南宋却只是在逃亡途中匆忙拼凑出一支军队，两种备战的时间长度同组织程度才是决定生死的真正因素。

还有一个很少人提起的细节，日本在两次入侵之间，没有出现内部政变，没有出现皇室分裂，镰仓幕府的权力在这七年里面持续稳定。

相反，南宋朝廷南渡期间不断有官员叛变投降，军队士气长期处于崩溃边缘。

有记载说，张弘范本人原本就是汉人出身，他父亲曾经是金国旧将，后来归顺蒙古，一路带兵打到自己同胞面前。

一个政权面对外敌的时候，如果内部都还在互相猜忌，争权夺利，就算没有风暴来袭击，都已经输了一半。

忽必烈懂得拿南宋降将来打日本，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南宋自己制造了大量懂得投降的人，这个恰恰就是崖门同博多湾之间真正的分水岭，表面看是天气决定了结果，实际上是两个政权在同一段时间里面做了完全相反的选择。

一个用来自救的时间去准备，一个用来自救的时间去内耗，风暴只是将这个早就写下的结局提早全部推了出来。

这座祠堂在 1943 年，被侵华日军炸毁过一次，战后才在原址重新发掘重建。

700 多年前的蒙古人和六百多年后的日本军队先后在这一片土地留下了两层完全不同时代的伤痕，这一点对我来讲才是最大的震撼。

我们经常喜欢将历史结果归咎于一个突发的意外，一场风暴、一次考核、一个运气，但是当你将时间线拉长，回看两边在意外发生之前分别做了什么，才发现真正的答案早就已经写好，风暴不是原因，风暴只是最后那一下推力。

五、神风之名的诅咒

忽必烈之后有没有再尝试第三次征服日本？答案是有的，史料记载他在第二次远征失败之后仍然不死心，一直都在筹备第三次远征，甚至下令在沿海地区征集木材、船工，福建、江浙一带的百姓又要负担多一轮沉重的劳役。

换句话讲，日本其实没有正式打赢过蒙古，他们只是两次都刚刚好挨过了风暴，再加埋一个历史时机，刚好在敌人的意志都消耗殆尽之前没有再来第三次。

如果忽必烈可以再多活十年，如果他没有在 1294 年去世，今日的日本历史可能会完全不同，这一点才真的令人背脊一凉。

我们今日看日本的神风神话，好像是一个必然的民族命运，但是实情是他们的生存建立在几个偶然的时间点。

7 年准备刚刚好做完，风暴刚刚好来到，忽必烈刚刚好没有活到第三次远征，抽走任何一个，结局都可能不一样。

有史学家还提出一个更加大胆的推论，忽必烈去世之后，元朝内部随即爆发激烈的皇位争夺，几个儿子、孙子争一个位置，朝廷的注意力由海外扩张完全转回去内部权斗，这种内耗某种程度上同南宋当年的崩溃竟然有几分相似。

分别在元朝发生内耗的时候，已经没有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敌在门口等着他们，日本躲过的不只是一次军事入侵，还有一整条可能持续几十年的拉锯战，两次入侵失败之后，镰仓幕府其实还要面对一个财政困局，武士出征保卫国家理应论功行赏，分封土地。

但是这场战争是防守战，没有攻占任何敌方领土，幕府手上根本没有多余的土地可以分给有功的武士。

好多武士家族为了响应征召，自己掏腰包买马、买兵器，结果战后得不到任何实质回报，反而背负一身债务。

这种怨气慢慢在武士阶层之间累积，几十年之后才变成推翻镰仓幕府的其中一条导火线。

有一个九州武士家族的后人几十年后在家谱里面写下一段怨言，他说自己的曾祖父当年响应征召出征，卖了半条村的田，才够钱买马、盔甲，结果战后幕府只剩一句口头嘉许，连一寸土地都没有分到。

这种怨气一代传一代，慢慢累积成对幕府的不满，到了 1333 年，镰仓幕府最终被推翻，好多史学家都认为，这笔没有还清的债是压垮幕府的其中一条稻草。

守住了国家的人，反而最后亲手推翻了守住国家的政权，这个恰恰就是历史里面最冷酷的一种因果。

这个神风的故事之后还有一个更加令人不舒服的后续，700 年之后，1944 年，日本的军部重新拿回这个名字。

那个年代，日本在太平洋战争里面节节败退，美军陆战队逐步逼近本土，制空权、制海权几乎全部落入美军手上。

军部决定将一批只有十八、十九岁的年轻飞行员训练成驾着载满炸药的飞机，直接冲向美军军舰，这种战术官方名称叫做神风特攻队。

这个命名不是随便的，军部刻意拿回 700 年前救过日本两次的风暴来做象征，想令年轻人相信，自己的牺牲同祖先当年被神明拯救，是同一种力量的延续。

有一份保留下来的家书，一个 19 岁的飞行员，出发前一晚写给妈妈说自己会化成当年守护国家那阵风吹向敌人的军舰。

分别在于 700 年前是大自然的风暴，没有要求任何一个人牺牲性命来换取胜利，700 年后是人为制造出来的风暴，而这场风暴需要每一个驾驶员亲手送出自己的命。

整场战争最后一年，大概有 3800-4000 名年轻人以这种方式死去。

神风这个词，由天意保佑变成一句要求青年送死的命令，神风特攻队的第一次正式出击是 1944 年 10 月。

在菲律宾的莱特湾海域，当时日本海军航空兵力已经大幅削弱，传统空战完全打不赢训练有素的美军飞行员，军部才将一机换一舰这一种战术正式列为常规作战手段，而不只是一次孤注一掷的尝试。

之后短短 10 个月里面，这种战术不断扩大规模，由海军蔓延到陆军航空队，甚至出现了人操鱼雷、载人滑翔炸弹这些更加极端的版本。

每一种新式武器背后都是更加年轻的志愿者，或者名义上是自愿，实际上顶着强大精神压力。

没得拒绝的少年，一个真正的奇迹，同一个借用奇迹的名字来包装的牺牲。

看来好像是同一件事，实情是完全相反的两回事，1281 年的神风是日本没有做任何事，大自然就出手帮他们。

1944 年的神风，是日本要求年轻人做完所有事，去扮演大自然当年做过的角色，这一种对历史记忆的挪用，才是这个故事里面最值得停下来想一想的地方。

当一个民族将一次侥幸包装成命定的神话，迟早会有人拿这个神话来合理化一些原本没有人应该接受的牺牲。

当一个民族将自然的偶然升级成必然的信仰，他们就要不断找东西来证明这个信仰还有效，到最后证明信仰的方法就是要求人用性命来填。

战后好多幸存的日本人对神风这个词开始有一种复杂到难以形容的情绪，有战争老兵在回忆录里面提过，1945 年 8 月天皇宣布投降那一刻，他第一个想到的不是战败的屈辱，而是终于没有人再要求他的弟弟去做下一个神风。

一个原本代表拯救的词，到最后竟然要靠战败来解除它的诅咒。

这种心理上的转折，可能才是这场战争对日本人留下最深的烙印。

六、总结

讲到这里，我想回头再多看一眼崖门这个地方，这一片海域今日就在珠江口一带，它离香港连 100 公里都不到，好多住在香港的人可能每个星期都会途经这一带水域。

却未必知道七百多年前，这里曾经是一个王朝画上句号的地方，十万人在这片海跳下去，连皇帝的尸骨都没有留下，这件事同日本的神风发生在几乎同一个年代，对着同一个敌人，却换来完全相反的结局。

下一次如果你坐船经过这一带水域，不妨想一想这片看来平静的海，曾经吞噬过多少历史/

回看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我们其实可以问一个更加大的问题，当两个政权面对着同一个庞大到似乎没得抵抗的敌人，真正决定他们生死的不是从来都不是敌人有多强，而是自己在敌人上门之前选了准备，还是内耗。

日本用七年建城墙，南宋用七年争权夺位，这个选择在风暴来临之前，可能已经决定了一切，这个问题又何止适用于 700 年前的蒙古帝国。

放到今日，一个公司，一个家庭，甚至一个人面对着一场迟早会来的危机的时候，是不是都要面对这一个相同的选择，用仅有的时间去准备，还是用来互相拖后腿。

历史不会告诉你风暴什么时候来，但是历史的确告诉你，风暴来到那一刻，揭开的其实不是天意，而是你早就做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