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8年春，山西长乐村一带，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正在与日军交锋。772团团长叶成焕负伤后仍坚持指挥，副团长王近山接过部队，带着战士杀了个回马枪。战斗结束，他本以为会得到表扬，没想到等来的却是陈赓的一顿严厉批评。
这件事看似只是一次上下级之间的争执，背后却牵着王近山一生最鲜明的两个特点：敢打敢冲，同时也容易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后来，徐向前看到他身边竟跟着六名警卫，更是当面斥责：“本事不大，职务不高，架子倒不小。”
王近山听完没有立刻认错，反而满脸委屈地回答：“老首长，我也不想这样，是陈赓旅长害了我啊！”这句话并非推卸责任，而是另有缘故。
抗战初期，八路军干部和骨干十分金贵。一个团的主官如果在战斗中出现意外，影响的不只是个人安危，还可能造成部队指挥中断。王近山虽然作战勇猛，却常常冲到最前面，这种习惯在红军时期曾经帮助他稳定军心，到了抗日战争中，却也可能给部队带来风险。
1938年3月，386旅奉命在长乐村附近设伏，打击由潞城方向 west进的日军。772团担负重要任务，叶成焕当时身体状况并不好，战斗中旧疾发作，还出现吐血情况。陈赓得知后曾劝他退到后方，但叶成焕不愿离开部队，坚持留在前线。
陈赓只好叮嘱警卫人员加强保护，又把王近山叫到身边，要求他多承担一些指挥责任。王近山答应得很干脆。可战场变化极快，命令和承诺都经不起一颗子弹的突然打断。
在一次观察敌情时，叶成焕来到较高地形查看日军动向，不幸遭到敌火力射击，身负重伤，最终牺牲。叶成焕年仅24岁。消息传到部队，王近山悲愤异常，立即接替指挥，组织部队反击日军。
这次反击确实打出了772团的气势，王近山本人也负了伤。但在陈赓看来，王近山的问题同样严重：团长已经牺牲，副团长若再出意外，部队就会失去核心指挥。战场上最怕的不是干部勇敢，而是干部把勇敢变成了不顾全局。
因此，陈赓没有顺着王近山的性子夸奖他，反而严肃指出，指挥员不能只凭一腔血性冲锋。随后，他安排六名警卫员跟随王近山，并交代得很明白：只要王近山再擅自冲到最危险的地方，就把他带回旅部。
这六名警卫员名义上是保护，实际上也承担着“看住王近山”的任务。王近山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对于一个习惯靠前指挥的战将而言，这种待遇多少有些尴尬，他心里自然不痛快。
有意思的是，这副场景偏偏被徐向前看见了。徐向前早年在鄂豫皖根据地就认识王近山，也熟悉这个年轻人的脾气。面对六名警卫员，徐向前故意板起脸问：“你一个团级干部，怎么有这么多人跟着？架子未免太大了吧。”
王近山赶紧解释：“徐副师长，这不是我要求的，是陈赓旅长给我安排的。”随后，他把长乐村战斗、陈赓训斥以及六名警卫员的来由说了一遍。
听完之后，徐向前没有继续责怪他，而是把话题转回战场纪律：“勇敢是好事，但不能让部队为你的冒险承担代价。”王近山这才明白，两位首长并不是不认可他的胆量，而是担心他把个人安危置于部队指挥之上。
王近山被称为“王疯子”，并非因为性格失常，而是因为他在战斗中确实有一股常人少见的狠劲。红军时期的一次战斗中，他曾与敌人近身搏斗。对方身材高大，他便抱住敌人一同滚下险坡，自己头部受伤，仍坚持完成战斗。这样的经历，使“王疯子”的称呼在部队中传开。
徐向前对他的评价也有两面性。需要冲锋陷阵、鼓舞士气时，王近山的勇猛极其可贵；需要保存骨干、维持指挥时，这种打法又必须受到约束。军事指挥从来不是单纯比谁胆子大，敢于靠前，也要知道什么时候不能靠前。
刘伯承后来对王近山的影响，正是在这里体现出来。王近山早年文化程度不高，但刘伯承要求他学习军事理论、研究地图和战例，不能只靠勇气打仗。王近山逐渐懂得，指挥员亲临前线是为了掌握情况、稳定军心，不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怕死。
陈赓对王近山也一直十分信任。部队需要啃硬骨头时，他敢把任务交给王近山；王近山出现冒进倾向时，他又毫不客气地把人管住。批评和重用并不矛盾，真正的信任，往往就包含着严格约束。
后来，王近山成为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依旧保持着指挥靠前、作风果断的特点，只是比年轻时更懂得控制风险。那场关于“六名警卫员”的插曲，也因此留下一个清楚的道理：战将可以有锋芒，但锋芒必须服从战局；个人可以勇敢，却不能让整支部队替个人的冲动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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