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商耗材论"的制度反思：从江敦涛、许家印案谈起

一、概述

2026年8月20日，深圳中院对许家印案一审宣判：八罪并罚无期徒刑，恒大集团罚88.2亿、恒大地产罚70亿，56名同案人员获刑。次日（8月21日），最高检通报对江敦涛以受贿罪（数额特别巨大）提起公诉。

一个是明星官员，一个是红顶商人，两人同周落马，犹如在湖面掷下两枚石子，激起对集中体制下官商关系、发展成本与制度合理性的层层回响。

二、政绩与业绩

（一）江敦涛：淄博夜市的"面子"与"里子"

江敦涛（1969年生），历任青岛市崂山区委书记、淄博市委书记（2019.8–2022.7）、潍坊市委书记、重庆市副市长（2023.1任职，2025.10被查）。2026年4月中纪委"双开"并通报典型案例，8月21日最高检通报提起公诉。

2019年，江敦涛到任淄博后，出台夜间经济实施意见，定调"灯光秀+烧烤街+音乐节+消费券"。从烧烤摊无烟改造、油烟治理，到发放2200万消费券，再到媒体宣传着力打造"淄博烧烤"品牌。工商登记显示：2000–2014年淄博年均新增烧烤企业10家，2015–2022年年均超331家。2023年春疫情管控放开后烧烤全网爆火，继任者接住放大。

2026年4月24日，中纪委通报：江敦涛“为早出政绩强势推金融招商，未经评估论证和集体研究，安排国企融资设政府引导基金交私企主导，造成巨额国有资金损失风险；鼓吹"政府不举债就是不作为"，财政可支配收入不足仍硬上项目，新增巨额地方债务；多次接受私企主宴请高档酒水、亲属旅游由对方买单；工程承揽、规划审批、项目建设权钱交易，受贿数额特别巨大”。

淄博烧烤火爆的背景，是2023年春疫情管控放开后，当地政府以消费经济提振复苏的努力。笔者对此印象较深，曾专文写过淄博烧烤，故对江敦涛亦多一分观察。

（二）许家印：恒大的住房供给与2.44万亿负债

许家印1996年广州创恒大，2009年港股上市，2016年房企销售登顶，2017年以约2900亿元身家登顶中国首富。巅峰期总资产超2万亿、项目超1300个、覆盖280座城市。

1996–2015年，恒大在住房短缺时代确实增加了供给、吸纳了就业、拉动了上下游。2016–2021年，证监会2024处罚决定+深圳中院2026一审查明：2019虚增收入2139.89亿（占营收50.14%）、2020虚增3501.57亿（占78.54%），两年合计5641.46亿；恒大财富非法吸存约921亿，未兑付约340亿，涉7万–10万投资者；通过单位行贿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盛京银行、恒大人寿），违法套取信贷与保险资金；以分红名目职务侵占。八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违法发放贷款、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单位行贿、违法运用资金、职务侵占。

三、成本、损耗与官—商共生关系

社会经济发展不是免费的。它始终伴随着两类支出：正向成本与成本损耗。

关于正向成本。官员、企业家等人力成本是最基本的要素。官员是公共秩序的运行者，企业家则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官员与企业家的组合，构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

关于成本损耗。官员落马、商人锒铛入狱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损耗。基于法律秩序及市场规则的前提，官员落马及商人入狱必然涉及违法行为，一旦启动司法程序，必然要付出相应的成本及社会损耗。基于法治前提，这笔损耗是必须的——不查，腐败会继续吃空系统；查了，全社会要为之前的跑偏买单。

官员之于政绩、企业家之于财富，这些都是职能分工的结果。在土地财政和地产经济的窗口期，官员手里握着土地、规划、审批、融资协调的权限；商人手里握着资本、项目、就业、税收的供给。双方不是简单的"受贿—行贿"关系，而是"政绩—资本"的共生关系：官员需要商人的项目来完成GDP和政绩考核，商人需要官员的权限来拿到地和钱。从官到商——政策倾斜、勾地协议、规划放行；从商到官——宴请旅游、工程回扣、金融资源打通。因此，政绩与业绩不仅密切关联，而且都是伴随着违法而产生的。

不可否认的是，在他们落马之前，确实承担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正向成本职能。当他们落马之后，社会付出的不只是"耗材置换"的成本，而是要把这种共生关系进行纠正所支付的损耗。

四、制度反思

江敦涛推火了淄博的夜市经济，许家印盖了三百多万套房子，政绩及业绩都无法因落马一笔勾销。同时，政绩与业绩都伴随着违法而实现，法治下亦必须按违法追责追诉，功不抵罪。

然而，真正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查"，而是查了之后如何进行制度思考。如果仅仅只是停留在"惩罚"的层面，那么势必就会陷入一种怪论：若落马官员、企业家的成绩不可否认，制度与规则是合理的，惩罚是合法的，那么落马官商就成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耗材；或者说，社会经济的发展，就需要以牺牲官员、企业家的利益为代价。于是，自然就会产生"官商耗材论"。

"官商耗材论"足以打击官员、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因此，在惩罚违法官员及企业家的同时，居庙堂之高者更应该反思的是，重新审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则，重新审视政绩考核评价的内在驱动，以及官员与企业家交往的行为准则，从而避免官员以违法行为来换取政绩，也保障企业家能以合法方式创造财富。实体法不容改，但次级制度安排须随发展阶段重构；否则，社会经济的发展，就会继续有人以违法违纪为代价换政绩与规模，而社会亦会为此付出反复清算的成本。

五、后记

本文仅作制度层面的学理分析与探讨。

陈浩 记于知止堂上

2026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