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关品方
恒大事件尘埃落定,许家印被判处无期徒刑。根据官方公布,恒大合并报表总负债约2.44万亿元(人民币,下同)。财务会计上的概念,负债是企业会计账面的债务总额,不等同于现金全部消失,要区分资金流转、沉没损耗、个人侵占、是否作假、债务转移等概念。许家印犯下八宗罪,笔者现正整理分析,如有知见,容后报道。本文聚焦谈恒大事件和流动性消失及消费疲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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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债务拆解下来,分为:1/有息债务约6124亿元,包括银行、信托、境内外美元债,是实实在在借来的资金;2/合同负债约7210亿元,购房者预交的预售款,钱已经被企业挪用,对应大量未交付楼盘,是数百万家庭的血汗钱;3/应付账款、商业票据超过1万亿元,拖欠建筑、建材、设计等上中下游中小微供应商的工程款,大量中小微企业被拖垮;4/恒大财富理财(俗称P2P)未兑付约340亿元,十余万普通投资者的理财本金损失。
实事求是地说,恒大借入的钱并没有全部凭空消失,去向分为四类,包括:1/已经发生的真实社会支出(转移给社会各方),大量资金用于缴纳土地出让金、工程施工、材料采购、税费、员工薪酬、广告营销;这部分的钱已经先后支付给地方政府、建筑企业、材料商、劳动者,变成社会收入,但因为现金流入不敷出,资金链断裂,恒大破产崩盘后,再没法转化成可交付给业主的房产资产;2/沉没亏损(相当于经济意义上证券市场的市值蒸发亏损)来自盲目多元化扩张:恒大汽车、文旅、体育、健康等业务巨额亏损;巨额利息滚存,高峰期每年利息支出数百亿元;大量土地资产贬值、项目烂尾,资产价值大幅缩水。这一部分属于经营失败造成的社会财富损耗,在真正意义上被消耗掉;3/违规转移与侵占(数百亿元规模)-司法查明,恒大存在财务造假、不合规分红、关联交易、资产向海外转移,许家印通过分红到海外公司、家族成员利益输送,攫取数百亿资产;这部分属于人为掏空企业的损失、落入个人的口袋;是总债务之中的一部分,不是全部2.44万亿都被他个人卷走;4/账面债务差额:资产贬值之后,资产抵不上负债,形成巨大账面缺口。这并不是现金不见了,是资产价值缩水,即使全部套现,也无法足额偿还欠下的各类债权人主体(简称“负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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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笔者以普通语言表述恒大债务的解构。到底有多少社会财富实际损失、蒸发了呢?直接不可逆的真实损失大约数千亿元,包含多元化投资沉没、利息损耗、资产贬值、恒大财富理财本金损失,加上部分无法收回的供应商欠款。恒大收取了预售房款7210亿,2022年国家推出《保交楼专项借款政策》,以“金融16条”完善整套金融配套规则,通过盘活项目资产,尽量把房子交付给购房者,尽可能挽回这部分家庭的权益。这部分的财富并未彻底蒸发。至于金融机构、境外债券投资人的损失,在金融体系内部已消化了一部分。笔者认识一些朋友因为相信恒大“大到不能倒”,购买恒大的高息可换股债券(年回报率一度高达约20%);更有香港一些发展商大批购入,因而损失惨重,知名不具。最后是大量供应商的商业票据欠款,很多只能打折清偿,中小微民营企业承担沉重损失。
恒大事件虽然不是直接蒸发了2.44万亿现金,但制造巨大的财富贬值效应与信心危机冲击。烂尾业主背负房贷却拿不到房子;供应商坏账造成产业链收缩;理财投资者本金受损。民众和企业财富减少,家庭预防性储蓄上升,企业不敢冒风险投资,压制消费和投资意欲、拖慢资金的流转效率。
国内消费疲软是房地产周期、收入预期、科技应用、物价低企和人口结构多重因素叠加;以恒大危机为代表的房地产企业退潮是极重要的放大器(所谓乘数效应),但不能把宏观流动性压力全部归结于任何一家单独企业。
总而言之,2.44万亿是恒大的总负债,不等于全部现金被卷走。真正不可逆的社会财富损失大约数千亿元。总负债的一部分资金已经进入社会流转;另有部分因投资失败而沉没损耗无法收回;数百亿被违规转移;还有部分债务缺口是资产大幅贬值带来的账面亏损。国家通过保交楼房、破产重整、资产追缴,尽量降低对普通民众的实际伤害。恒大事件的负面影响到如今仍然继续渗透。不过,笔者个人观察,现时总消费的“减速度”已经减慢,总消费正逐步走出低谷。对认购恒大楼花房和购买恒大理财产品的民众而言,恒大爆雷是一个极大的社会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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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家印主导的恒大,盲目高杠杆扩张、违法挪用预售资金、恒大财富非法集资等行为,造成重大社会经济危害。它是造成民众消费变得谨慎、社会流动性偏弱的重要触发因素之一,并不是根本的唯一原因,不能把当前的内需问题全部归于单一企业的个人罪责。但恒大危机确实从几个渠道压制消费与流动性。事件直接伤害一部分群体的消费能力。连锁反应下,数百万购房家庭遭遇项目停工,背负房贷却拿不到房子,家庭资产受损。恒大财富爆雷,十余万普通投资者的积蓄无法兑付;大量供应商、建筑、装修相关的中小微企业被拖欠巨额工程款,企业倒闭、劳务人员收入受损。这一部分民众的收入与财富直接缩水,被迫压缩消费开支。事件更打击全社会的消费信心,推高预防性储蓄。恒大暴雷后,房地产的上涨预期逆转。房地产是家庭占比最高的资产,房价预期下行带来“负财富效应”,很多普通家庭即便没有直接踩中恒大的雷,也因为房产贬值、就业不稳而倾向多存钱、少花钱,不敢进行大额消费。市场对房产企业和理财产品的整体信任下降,资金大量沉淀在银行和保险,降低了社会资金的流转效率。加上产业链与金融链的连锁反应,建材、装修、建筑等上中下游行业收缩,带来就业压力;金融机构面对地产风险,收紧相关信贷,企业、个人融资难度上升,出现流动性收缩,资金流速减慢。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受楼市调整影响,间接制约地方投资能力,造成地方财政赤字压力。
民众不敢消费、流动性偏弱,有更深层、全局性的客观原因。收入和就业预期是最核心因素。由于科技发展,经济处在转型阶段,部分行业就业压力加大,居民对未来收入不确定,本能反应是增加储蓄、减少消费,这是宏观大环境造成。房地产行业整体周期调整,告别高速扩张,是城镇化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结果。随着高龄化和少子化趋势加剧,社会保障与家庭负担压力转重。教育、养老、医疗等后顾之忧促使居民预防性储蓄;有上亿家庭背负住房按揭,优先还债、压缩消费,形成家庭资产负债缩表的格局。外部政经环境、人口结构变化、人口增速放缓、新冠疫情来袭,过去排浪式大宗消费阶段结束,亦带来消费增速自然回落。
许家印的违法经营,放大、加速了房地产调整带来的冲击,伤害大量普通民众,恶化市场信心,属于重要的“放大器、催化剂”。但当前消费偏弱,是周期转换、收入预期、家庭债务、行业转型、科技跃进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综合结果,属于复杂的宏观经济盛衰循环调整。
国家一方面依法对许家印判处重刑,追缴违法所得,推进保交楼以化解恒大遗留下来的风险;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完善社保、鼓励旧换新去库存、优化房产政策、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从根源提振消费意愿与社会流动性,现已渐见成效。客观地说,在国家维持整体安全的环境下,笔者对消费前景持审慎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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