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百代，江同志依旧风华正茂

　　2019年10月1日，江同志出席70周年国庆大会，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

　　他当时走路已经需要搀扶，此后更是深居简出，但依然对这个世界表示出强烈的好奇心与…善意。

　　例如他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通过互联网了解到与他相关的“亚文化“，江同志对网友们的表现宛然一笑，轻声说：

如果因此能给年轻人带来快乐，这也是感到很高兴的一件事呢。

　　自那时起，江同志在外事访问中熟练使用多国语言、当众唱歌弹琴等高光时刻，才得以被广大年轻人所熟悉；长者“闷声发大财“的人生经验、”提高自己知识水平“的谆谆劝诫，慢慢成为年轻人相互引用的金句。

　　他以大度回应，增添了一抹特有的时代温情。

　　今天（2026年8月17日）是江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日子。100年了，江同志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依然风华正茂。

　　① 江同志的学术梦

　　江同志对母校上海交大的感情，始终如一地诚挚。

　　1988年4月，朱同志接替上海市市长一职，63岁的江同志更上层楼，主持上海市的工作。但他计划在任期结束之后，辞去人大或政协的政职，回到母校上海交大做一名：

　　专职教授。

　　其实在此之前，他已经受聘为上海交大电机系兼职教授。

　　例如1989 年 3 月，他还回学校给师生做过能源问题的专项学术报告——但这是兼职，并非他心中设想的、退休后全职任教的状态。

　　是的，江同志不愿凭借行政身份直接获取教授头衔，希望依靠学术成果取得学术的教职。为此他撰写了学术论文，准备投稿母校校报。

　　除此以外，他还联系了老同学沈永言，请他帮忙找出早年翻译的电力领域俄文手稿，计划亲自整理校对、出版，作为评定教授的专著。

　　（1988年6月，江同志在上海交大建校90周年大会上发言）

　　只不过在此过程中，时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此处省略若干字）

　　总之，在他“实在也不是谦虚“，以及邓同志”大家已经研究决定了“的对话之后，江同志还是坚决服从了新的安排，并当场念了两句诗：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人呐，就都不知道，自己就不可以预料。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

　　Time flies fast~

　　2005年3月，江同志辞去了最后的领导职务，退休回到上海，他的公寓位于上海交通大学汇校区附近，与母校保持经常性的联系。

　　江同志曾反复倡导“学习、学习、再学习”，认为学问多一分，精神境界便高一分。人们追问他何以历经百代、风华如故？答案就在这段往事：他希望凭学识赢得教职，不靠身份谋得头衔，这份对知识的敬畏，对自身的高要求，便是风骨所在。

　　地位年岁皆会流转，唯求真向学之心，永远不会老去。

　　② 江同志的人生转折

　　2008年2月28日，上海交大图书馆十五楼，《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编辑部。

　　那一夜接近凌晨，灯火通明。编辑部主任龚汉忠和他的同事们，正面对着一篇特别的来稿。

　　这篇题为《对中国能源问题的思考》的长篇论文里，满是图表和注释，首页的通讯地址栏里，第一作者是江同志，身份一栏里注释为：

1947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系。

　　在学术领域，龚汉忠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1989年，江同志向交大校报投稿的两篇学报论文，都是他就经手编辑的，其中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题为《能源发展趋势及主要节能措施》。

　　"能源"两个字，相隔近二十年，又回到了同一张编辑桌前。

　　为把稿子赶在校庆112周年前发出来，编辑部熬了很多夜。但比他们熬得更久的，是作者本人。

　　原来，早在2007年底，适逢江同志从交通大学毕业60周年，上海交大向江同志约稿，作为112周年校庆的献礼。

　　江同志欣然应允，并拿出了当年冲击教授的治学劲头来。

　　他利用星期天的时间，请时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等专家来家里，给他讲电机行业的发展现状，听课者还包括他的夫人王冶坪。张同志后来回忆称：

他们听了一上午，还作了笔记。

　　江同志的论文修改了十六稿，所用到的数据拜托马富才、宁吉喆、周大地、韩文科等同志从图书馆收集整理，论文正文的最后一句，就是感谢这四位同志对论文的贡献——江同志说这叫做严谨。

　　当然更严谨的是，江同志亲自撰写了论文的主体部分，并翻译了英文摘要。

　　证明论文“含江量“的又一个依据是，江同志习惯于"二氧化碳"的中文书写方式，论文原稿中都是这样表达的，是交大学报编辑部的龚同志在最终版上一锤定音，按学术规范改为化学式CO2。

　　在拿到打印稿后，江同志在龚同志每一处编辑改过的旁边，郑重地写上两个小字：

感谢。

　　2008年3月，论文按学术评审流程送审，翁史烈院士、陈勇院士高度评价了江同志在论文中提出的“中国要以煤炭为基础，进行节能降耗，同时发展低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并通过能源税等市场手段调节“的前瞻性观点。

　　当然，黄震教授、余力教授等人也提出了专业修改意见，其中就包括：

1，论文没有提及煤炭地下汽化等先进技术的发展动向，是其不足之处； 2，论文的最后部分略显不足，应加入更具操作性的政策意见。

　　江同志从善如流，修改意见大部分被采纳，论文最后发表于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一年以后，世界上最大的科学出版集团爱思唯尔（Elsevier）将这篇论文与另一篇《新时期我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合集译成英文，在法兰克福书展全球首发。爱思唯尔常务董事唐诺吉说：

我们出版过大多数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专著，但却是第一次将中国的科技类图书翻译成英文并出版。

　　一位退下来的前领导人，把他在学报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做到了能在爱思唯尔出英文版的水准。这在中国，至今是孤例——这就是江同志的治学态度，也是他对待科学的态度。

　　这与他2000年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是一致的：

　　科学精神的内涵很丰富，最基本的要求是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崇尚真理，就是要勤于学习，勇于面对科技发展和各项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你们说，这样谦虚谨慎、勤于学习的人，会不会永远保持对未知的好奇心，永远保持年轻的心态啊？

　　③ 江同志的学术梦

　　上文提到的"余力"同志，不只是为江同志发表的论文提供了修改意见，

　　2004年，江同志的老同学、中国矿业大学教授余力，就到江同志家里做客。席间聊到中国能源危机。江同志说：

这不是个困境和惨剧。我们有这个能力和智力去迎战，去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两人的人生交集，要倒回到六十多年前。

　　1947年5月13日清晨，上海。

　　近三千名学生登上火车，前往南京请愿。国民政府下令停开赴南京的列车，派军警阻拦。

　　交大机械系的学生找来机车和车厢，临时组了一列火车，车头贴有"交大万岁"字样，车厢上贴着"国立交通大学晋京请愿专车"。

　　车到半路，前方铁轨被拆。这次是交大土木系学生下车，把后面的铁轨拆下来抬到前面，铺上，继续开。再拆，再铺…

　　这一幕后来被画成油画，挂在上海交大校史馆。每名新生入学，都要听一遍"学生徒手搓火车"的故事。

　　而交大电机系的江同志赫然在场，他虽然没有参与徒手作业，但他做了更重要，也更危险的工作。

　　当时的江同学已经是学生骨干，1946年4月经王嘉猷同学介绍秘密入党。在请愿活动取得胜利的过程中，他承担了一项秘密工作：

掩护身份暴露的地下党员转移。

　　（1947年，江同志在国立交通大学的毕业照）

　　在这批被掩护转移的交大学子中，有一个叫张公纬。江同学把他一路送去了解放区，沿途一起经历艰险，一起谈起学术和理想，两人大感投机，相见恨晚。

　　在解放区，张同学改了一个名字：

余力。

　　60年后，余同学坐在江同学家里，和他谈起了学术论文。聊起了当年投奔解放区路上的畅想——那些梦想，在一个甲子之后再续前缘，这就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浪漫啊！

　　④ 江同志的交友原则

　　1955年4月，作为“一五计划“汽车工业的实习生，江同志登上了途径西伯利亚的列车，目的地是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动力处，岗位是管理科科长。

　　在一群20多岁的学生中，具有多年工作经验的江同志思维敏捷、才华横溢、风度翩翩，初步展示出温文尔雅的长者气质——这一年，他29岁。

　　二战后的苏联，男少女多，动力处也不例外，多由女工程师构成。

　　风姿绰约的设计师尼娜和绘图师克拉娃，对这位聪明、成熟而又气质卓著的中国人表示出强烈的欣赏。她们常常约他一起进食堂，周末去市内参观，去俱乐部观看文艺演出。据说这是江同志第一次欣赏到芭蕾舞。

　　若干年后，男电力工程师库贾金后来回忆说：

男士们对此都非常羡慕。

　　面对这番关注，江同志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举动——他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向大家坦白：他早已结婚，已有孩子。

　　然后他掏出全家福照片，给大家看。

　　从此，男女同事都更坦然地和他交往。

　　江同志很努力地学俄语。"要在这里取得成功，我们必须多听多说。"他鼓励沉默寡言的同事以他为榜样，"千万别怕难为情。"

　　他和苏联同学一起啃黑面包，想家的时候，他给全班同学拉二胡，带领大家唱中文歌。

　　作为一名老大哥，他对同班的中国留学生特别照顾。

　　有一次，上海来的谢同学哭了，说他的女友因为长期不见面，提出分手。一时间全宿舍的人都倍感压抑。江同志站起来说：

你们不好好学习知识涨本领，将来遇到这样的女生，不知道会被卖到哪里去领钱咧！

　　江同志的当头棒喝，惊醒了大家，也让同志们明白，只有树立起崇高的目标，自己才能永远充实、永远自信，永远保持风华正茂的状态，打都打不倒！

　　（1955年，江同志（中）与同批实习生在莫斯科）

　　江同志回国前，实习导师特莱霍夫把自己写的《机械制造厂电能的合理使用》赠给他，盼他译到中国。可惜回国不久，"反R"接踵而来，出书一事只能搁置。

　　1962年，江同志调任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工作相对空闲。他利用业余时间把书译成中文，并把译稿寄给老同学余力校对。

　　二十多年后，身居高位的江总书记还是不忘打电话给余同学：

翻译稿还在不在？

　　余力说，你都用不着拿书稿评教授了，还关注这个干什么？江同学沉默片刻，回答道：

受人之托，不完成心不安。

　　1990年1月，这本书出了中文版，译者江同学亲自作序，首印5000册。

　　转年5月，江同志访问苏联。临行前他通过外交部，转交给苏方一份名单——斯大林汽车厂动力处全体同事的全名。

　　时隔三十五年，他记得每一个人的名字。

　　苏方尽力找到了他们。

　　江同学在莫斯科的官方日程之外，利用早餐时间，在中国大使馆请他们见面。然后分别赠送了特莱霍夫的书。

　　（1991年，重返斯大林汽车厂的江同志）

　　据说，人之所以对过往记忆深刻，往往源于心底一份珍重的情义。情存，故往事不忘；心热，则岁月不荒。所以纵然时光滚滚向前，只要内心满怀热望，便可以长久保有一份年轻通透的心境。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这也许是江同志在耄耋之年依然风华正茂的又一个原因吧？

　　⑤ 小船儿推开波浪

　　百年了。

　　我们纪念江同志。纪念他学贯东西、兼顾文理——他一边在学报上写能源论文，一边在宴会上弹夏威夷吉他；一边在莫斯科啤酒馆碰杯，一边在论文校样上写"感谢"。

　　我们纪念江同志，羡慕他时刻保持轻松、积极，以及对世界的好奇心与善意——他是一个善意对待年轻同志的人，一个把三十年前的赠书译完才安心的人，一个记得三十五年前每一位同事名字的人。

　　我们纪念江同志，钦佩他在文化方面的豁达，依然记得他对翟同志说“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也记得他在音乐会上说“一个城市的交响乐水平标志着这个城市的文明程度“，还记得他引进《泰坦尼克》时“一刀不剪”的指示。

　　电影露不露肉，看上去是件小事，但表明了一种自信的、开放的心态。

　　这就是我们纪念的，那个开放包容、充满希望的年代——那时的中国并不完美，但自信地向世界敞开大门；大家面临诸多困难，但可以公开讨论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当时世界的主线混沌不明，但我们一致认为：

明天会更好。

　　我们对江同志的记忆，犹如儿时经典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幼时只闻湖上欢歌笑语，成年后方知明媚旋律背后，藏着历经世事的一代人对美好岁月的追忆，以及对时光流逝的怅然。

　　宋人刘过在《唐多令》里感慨，“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时代的小舟已经推开波浪，可惜少年心性不可复寻；但江同志那治学求真的赤诚、松弛而昂扬的精神状态，并未随光阴消散。

　　怀念他带着扬州口音，笑态可掬的问候：

衷心地祝愿，我们的祖国安定团结，人民幸福，也祝大家节日玉快~

　　那是江同志对那个时代的期许，也是那一代中国人向世界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