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早在倒掉前很久，商人许家印就已成为人民日常娱乐生活的一个鲜活符号。
他的皮带，他的篮球技术，他的文工团……在表情包里放肆起舞。一个首富级别人物，经常严肃，一贯摆谱，却能这样给人带来快活。没有他，人们大概也会找到别的笑料；他走运时，对普通人显不出多少凶恶，如今背时了，更不消说。
许家印被判无期，所见评论里，我最喜欢公号“黔有郎”的那篇《许家印被判无期：他做了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
其中一段很敏锐：
“很多人会说，这叫奢靡。不完全对。这不仅是消费，而是在模仿一种他认为更高级的人生。”
“在那种人生里，个人必须被组织起来服务。出行要有团队，生活要有体系，娱乐要有专属供给。你不能随便去看演出，你要有自己的歌舞团；你不能随便接受采访，你要有自己的媒体——比如恒大报；你不能只是讲话，你要‘发表重要讲话’，最好还能出书，供人学习。”
“许家印不仅模仿一种生活方式，还模仿一种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有几个特征：第一，为了表面风光不计成本；第二，优先考虑展示而不是效率；第三，把‘做大事’当作最高正当性。”
“企业的崩坏，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这段话说清了许家印“做了什么”，却还没有完全回答：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把一切归结为“土老板的虚荣”，当然方便，也不全错。许家印未必不享受那种排场，但这不是最有解释力的答案。
这些年见过不少企业家，主要是民营企业家。文化背景、个人性情各不相同，企业内部的文化和排场却往往有些相似。
比如阿里巴巴，创业时期就大量借用历史上耳熟能详的词汇。直到今天，很多民营企业的内部文件里，仍然能看见类似措辞。更常见的，则是许家印式的模仿：套用红头文件，借用官方职务概念，把企业弄得像个小班子。
要在古代，不定个谋逆、僭越哇。
问题是，企业家逐利而生。解释一种行为，最有力的线索通常不是性格，是它能带来什么利益。
模仿官家语言、仪式和组织形式，可以是一种保护色，提供了一种“制式合法性”。
点明了说，民营企业一直在模仿、从未敢超越的是“朝廷”的“礼”。
一家企业这么做不稀奇。很多民企都这么做，只能说明一件事：生意需要。
一说市场经济，人们更容易想到互联网大厂，仿佛民企已经倾国倾城，生意都是民企在做。不妨看看中国经济第一城上海。按照常见口径，国有经济相关比重在一半上下；统计口径可以不同，指向的事实却差不多：许多最重要的生意，仍然离不开国企这块招牌。一些看起来由民企完成的项目，背后也有许多“手”。
如果食物从天而来，你就算是个鼠辈，也一定想在背上画一双翅膀，对不对？
这些年，企业家倒霉的数量肉眼可见地多起来。潮水真的在退，沙滩上也真的难看。
当然，不是每个企业家都会犯错，也不是每个企业家都会倒霉。只是，那些走在风口浪尖上的人，似乎总是更危险。
东亚社会尤其如此。越南前段时间被查的女首富，也是房地产商。问题不在于房地产天然会制造坏企业家，也不在于这些人天生没有良心。更大的可能是，这些行业赚钱，也离权力最近。
当生意内化为权力的一部分，生意成败就不可避免地染上残酷。
我很喜欢读的一本书，《寡头》。讲的是世纪初俄罗斯改天换地之际寡头的集体崛起与陨落。
我经常不解：为什么他们的行为模式那么相似，为什么不能更明智更节制换取更好的终局？
后来我发现，这样问，可能把问题想简单了。
生意如何接，手续如何打通，利益如何分配，很多时候已经是一套相当固定的程序。换一个人上去，他能做的往往仍是在这套程序里履职，凭个人意志把它打碎另起炉灶，难。
这个人看起来在做选择，实际上早已被选择、被规定。
生态学里有个“生态位”概念。如果一个生态系统中缺少食腐者，比如秃鹫，那么可能某一种原本干干净净的鸟类就会转型完成这个生态使命，秃鹳就是这样。
企业家成功时，人们喜欢把一切归功于他的自主、奋斗和远见，忽略了脚下那个让他起飞的环境；摔落时，又把一切归结为他的贪婪和愚蠢，看不见那段铺在脚下、太容易下滑的阶梯。
同一个生意人，放在不同生态里，可能成为马斯克，可能成为许家印。不同秉性的企业家放进同一条流水线，最后却面对相似的风险。差异未必只在人，也在生态环境。
一个企业家面临的最大风险原本应该是误判市场导致破产，而不是真的好像在照着法律寻找致富经。
图源 | 网络 作者 | 宋金波 编辑 | 宋雪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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