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17日,陕北延安城外,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刚下车,便看见沿途贴满了“团结抗日”“加强国共合作”的标语。迎接他的,不只是八路军将领,还有毛泽东亲自安排的一场谈话。
这次会面看似从军需、战局谈起,真正改变的,却是卫立煌对共产党和抗战道路的判断。几年之后,他会成为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也会被列入战犯名单;再往后,他又从香港回到大陆,担任新中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转变的伏笔,正埋在延安那顿饭和一段散步里。
卫立煌早年是蒋介石倚重的将领,土地革命时期曾参与围剿红军。1936年西安事变,他与蒋介石一同被扣留。张学良向他说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后,卫立煌并未简单斥责,反而意识到一个现实:日本侵略正在扩大,国民党军队若继续把主要力量用于内战,中国的处境只会更加危险。
全面抗战爆发后,卫立煌担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八路军名义上也归第二战区指挥。1938年,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安排中共党员赵荣声到卫立煌身边任秘书。赵荣声起初不愿接受,傅钟提醒他,国共合作期间,八路军需要通过国民党系统获得军饷、弹药和补给,能够接近一位重要将领,本身就是统战工作。
卫立煌与赵荣声相处后,逐渐表现出直率、务实的一面。他不喜欢空泛说教,却愿意听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持久战的分析。赵荣声也不急于改变他,而是从军队补给、战场形势和日军特点谈起,让这些话进入一位职业军人的判断体系。
同年春天,卫立煌部队准备前往晋南中条山。参谋部提出多条路线,其中经晋西渡黄河、取道陕北,再转赴河南的方案最稳妥。问题在于,陕北在蒋介石眼中属于共产党控制区,卫立煌担心此举引起猜疑。
赵荣声劝道:“总司令,既然要经过陕北,不妨到延安看看。”
卫立煌有些迟疑:“战事这么紧,哪有时间参观?”
恰在此时,蒋介石电令他前往洛阳参加军事会议。取道陕北便有了公开理由,卫立煌最终决定顺路到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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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得知消息后,要求认真接待。有人不理解,认为卫立煌过去曾经参加过围剿红军,为什么还要如此礼遇。毛泽东解释,抗日战争是当时的核心任务,争取国民党军队中的重要将领,有利于维持合作局面,也有利于前线共同抗敌。
会面时,卫立煌称赞八路军作战积极,毛泽东则谈到八路军缺少子弹、医药和夏服等困难。谈得很具体,没有停留在客套话上。午宴之后,两人并肩散步,毛泽东忽然问他:“毛驴上山,究竟先抬左腿,还是先抬右腿?”
卫立煌一时答不上来,只说自己是军人,对这些事情不熟。毛泽东随即把话题转到日军身上:“日本人这头驴子又踢又咬,不能硬拽,得先避开锋芒,再找准机会下手。”
这句话并非讨论牲口,而是在讲对日作战的策略。面对装备和火力占优的敌人,不能只凭血气硬拼,要保存力量,寻找弱点,采取灵活的持久战。卫立煌听明白后,称赞这种比喻很有道理。对一个带兵多年、熟悉战场规律的人来说,这种谈法比口号更容易进入心里。
离开延安后,卫立煌还惦记着没有给负伤的林彪送礼。赵荣声提醒他,真正有用的不是几千元礼金,而是把弹药、医药和军服送到八路军手中。卫立煌当即醒悟,回到西安后下令发给八路军步枪子弹一百万发、手榴弹二十五万枚,并拨出牛肉罐头及部分医疗物资。
执行过程中,后勤部门担心触犯蒋介石关于限制八路军补给的规定,故意拖延。卫立煌连续催办,前线形势又日益紧张,物资终于被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及时领走。这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他对共产党的态度,不只是口头上的好感,而是开始在职权范围内采取实际行动。
此后,卫立煌常让赵荣声陪他阅读《论持久战》。有一次,他甚至问:“我参加共产党,应该怎么办?”赵荣声没有擅自答复,而是请示林伯渠。林伯渠认为,卫立煌身份特殊,留在国民党阵营中坚持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或许比直接加入共产党更有利于抗日合作。
这种变化很快引起蒋介石警惕。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失利后,卫立煌被免去职务。周恩来曾对他说:“你是受了我们的累。”这句话既指向蒋介石的猜疑,也说明当时国共关系已经从合作走向紧张。
1948年1月,蒋介石重新起用卫立煌,任命他为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知道东北战局已十分危险,却不愿按照蒋介石的命令贸然出兵。辽沈战役期间,他对廖耀湘兵团的调动和补给多有拖延。沈阳、锦州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后,国民党军队最终陷入分割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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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26日,蒋介石以“迟疑不决,坐失戎机”为由撤去卫立煌职务。12月15日,新华社公布国民党战犯名单,卫立煌列名其中。这个身份反而让国民党方面难以继续公开指责他“通共”,也给他后来离开南京留下了机会。
1949年除夕夜,卫立煌离开南京,辗转上海后前往香港。同年新中国成立,他向毛泽东发去贺电。此后数年,面对蒋介石方面前往台湾或出国的劝说,卫立煌始终没有接受。
1955年1月,在周恩来等人的安排下,卫立煌从香港回到大陆。4月6日,他到达北京,毛泽东接见了这位分别17年的旧识。两人再次握手时,谈起的已不只是1938年延安的军需和战局,还有国家统一与海峡两岸的前途。
1957年4月16日,北京饭店举行欢迎苏联代表团的酒会。毛泽东向伏罗希洛夫介绍卫立煌时说,中国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卫立煌在场聆听,并继续以公开身份参与统一战线工作。
1958年,卫立煌患糖尿病、高血压,并发心脏病。身体状况恶化后,他仍关心国家建设和解放台湾。1960年1月17日,卫立煌在北京病逝,终年63岁。1月20日,首都各界为他举行公祭大会,周恩来主持,张治中致悼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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