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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国家新加坡对官员的薪酬进行15年来的首次调整。
具体方案如何?
按照最新公布的薪酬框架,初级部长(MR4级别)的年薪参照基准,将由原本的110万新元(约合583.7万人民币)大幅上调至180万新元(约合955万人民币)。
这里需要注意,现任政务官不会一步调整到位,而是实施最高9%的一次性调整,使初级部长年薪先升至约120万新元(约合636.7万人民币),后续调整则依据个人绩效与职责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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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来源:联合早报,表中单位为新加坡元
根据既有比例,总理薪资为MR4级别参照基准的2倍,这意味着新加坡总理黄循财的年薪基准,将从220万新元(约合1167万人民币)调高至360万新币(约合1910万人民币)。
除此之外,总统年薪将调高至252万新元(约合1337万人民币),国会议长与副议长年薪也分别调升至90万新元(约合477.5万人民币)与13.5万新元(约合71.6万人民币)。
本轮政治薪酬调整将于10月15日起执行,预计每年将增加约1160万新元(约合6153.8万人民币)开支。
大家一定会问,这些数据如何计算而来?
MR4级别官员180万新元的新基准,是按照以下方式计算而来:以收入最高的1000名公民的收入中位数为参考,在此基础上打40%折扣,以体现公共服务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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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数据也不是新加坡政府独立拍板决定的,而是由政治薪金检讨独立委员会,经过广泛讨论和数据研究后,向政府提出建议并且要被接受。
这个委员会沿用了2012年制定的政治薪金框架原则:
1.薪酬参考市场水平,以吸引有才干的新加坡人从政;
2.薪酬反映公共服务精神,MR4级别部长薪金参照基准,按照市场基准折扣40%;
3.保持“裸薪”制度,没有隐藏福利。
从以上方案可以看出,即便按照之前的数据,新加坡官员的薪酬也已经非常高了,他们为何仍然坚持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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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吸引高素质人才加入政府。这从黄循财和公共服务统筹部长陈振声的发言中就可以理解。黄循财解释说,这不只是薪资问题,最终还攸关新加坡未来能否持续拥有高素质的政治领导人才,带领国家前进并为国人服务。陈振声则认为,要确保薪金框架与时俱进,让来自不同背景、处于不同人生阶段、具备能力并愿意奉献的人,都能挺身而出服务社会。他还提到,薪金调整不试图达到市场薪酬的同等水平,但不能忽视这些人投身政治所需付出的机会成本。
第二,坚持“高薪养廉”、遏制贪污。大家都知道,新加坡政府一直以清廉著称,在全球清廉印象指数排行榜中一直名列前茅,而高薪被他们当做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式,这项制度降低了官员们接受贿赂的诱惑。新加坡国务资政、前总理李显龙在社交平台上写道,新加坡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根本上有赖于廉洁、正直且有能力的政治领导人。当然,单单只是提供高薪也并不一定就能确保新加坡政府清廉,他们还结合了严厉的法律、独立调查机构与严格的道德规范。
即便如此,政治薪酬在新加坡是一个敏感问题。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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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说法是,因为新加坡部长们的收入远高于大多数公民,而政府总理的薪酬也位居世界最高。
2025年,新加坡员工的月收入中位数为5775新元(约合30642人民币)。
根据非营利组织PoliticalSalaries.com的资料,截至2025年8月,黄循财已经是世界上收入最高的领导人,年薪220万元(约合170万美元)。本次上调140万新元(约合110万美元),将会达到创纪录的360万新元(约合280万美元)。
我们注意到,一些国际媒体报道时这样写道,全球薪酬最高的领导人将获得100万美元的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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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再来看看前述机构排行榜上的其他人,排在第二位的是时任瑞士总统卡琳·凯勒-祖特尔(60.3万美元),排在第三位的是德国总理默茨(41.7万美元),排在第四位的才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40万美元)。可以计算一下,新加坡总理的年薪调整后将是美国总统的7倍。
显然,上述比较方式是存在问题的,并且新加坡总理公署也表明,薪金调整相当于过去15年来(新加坡官员上次调整薪资在2012年),平均每年增长3.6%,增幅低于同期收入处于第20百分位及中位数者分别4.6%和4.3%的工资增长。
不过,这可能难以改变普通人的感知。不排除他们倾向于认为,这种薪酬结构使部长们更容易与富裕人士产生共鸣。
其实,在2011年新加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选中,人民行动党遭遇了数十年来最低的得票率,其中部分原因就是选民对部长薪酬的不满。随后在2012年调整薪金时,部长们减薪36%,显然是为平息这种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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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循财本次在国会演讲中承认了薪酬问题的敏感性。他说:“这些金额远远超出大多数公民的收入,所以我理解为甚么新加坡人会密切关注此事,以及为什么许多人对此感受强烈。”
可能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本人公开承诺未来五年将把每年增加的140万元全额捐赠给合适的公益事业。2007年政治薪金上调时,时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就这么做过。
这反映出,新加坡政府在谨慎处理本轮加薪的外界观感。
总之,新加坡既已经做出调整官员薪酬的选择,也表明他们更注重高薪制度的延续性,以此吸引顶尖人才并防止腐败,否则这个框架就会失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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