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近年来，国内高校普遍推行“预聘—长聘”制度，也就是俗称的“非升即走”。教师入职时签下合同，通常以三年为一个聘期，最长两个聘期，六年内必须完成学校规定的考核指标，否则就被解除聘用关系或要求转岗。
而多位高校“青椒”表示，“非升即走”要求他们在培育期内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除此之外还有需要1个国家级基金项目的“最低标准”，才可能评上副教授并留任。
但问题是，国家级基金项目不是那么好拿的。
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为例，2025年共有43万多个项目角逐5.31万个资助名额，总体资助率仅为12.29%，已是连续第五年下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C类）的资助率也只有14.38%。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同样竞争激烈，年度项目（含青年项目）全国申报总量约3万项，最终立项率仅15%左右，相当于六个半申报者中只有一人能成功。
更让人焦虑的是年龄限制。绝大多数国家级青年项目要求男性不超过35周岁、女性不超过40周岁。多数博士毕业时已接近30岁，留给他们的试错时间极其有限。
有青年学者在网上感慨：“从29岁到34岁，国自然5年不中，下个月35岁过年龄了，学术道路还有必要走吗？”还有人说：“今年34岁了，考评期内没有中青年基金，准备离开高校找个企业上班了。”
而且，如果聘期内没能拿下国家级基金项目，后果是连锁性的。首先是不续签——合同到期后学校不再续聘。其次是转岗——部分高校会要求未通过考核的教师转岗到行政等岗位。
更令人难以承受的是退还安家费。如今安家费逐渐从“生活保障”滑向“风险押注”：考核通过才算兑现，一旦失败便可能反噬个人与家庭。
一位高校老师因为没中基金，院长直接通知他收拾行李交接工作。更狠的是，还要退70%的安家费，不然不给开离职证明。
有学者直言：“现在是买方市场，青年没有选择，要么接受，要么再见，高校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当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道德约束往往会变得脆弱。在这种高压下，一些青年教师开始灌水论文，甚至出现论文和项目造假的情况。
全国政协委员袁亚湘曾指出，“非升即走”的考核方式会导致青年科研工作者急功近利、追求数量，不利于引导他们潜心研究。
大部分教师也认为，预聘-长聘制度所采用的量化评价体系，使得青年科研人员面临巨大压力，部分人为满足考核要求，被迫放弃长周期创新研究，转而追逐短期成果。
从4篇核心期刊论文到1个国家级基金项目，六年考核期里的每一项指标都像一道生死关卡。资助率持续走低、年龄窗口日益收窄、考核标准不断抬高——三重压力之下，越来越多青年学者陷入焦虑与迷茫。
正如有学者所建议的，应当引导高校合理对待基金项目，不把获得基金项目作为职称晋升和考核的必要条件。否则，当一代青年学者的创造力被制度性消耗殆尽，最终受损的将是整个学术生态的未来。
来源：学术研习、学术眺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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