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层司法的烟火气里修炼“共情”之道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提出，要依法保障和增进民生福祉，把老百姓的难事当自己的家事，以“如我在诉”的意识办好民生案。民生案，无小案。民生案看似平常，但往往牵扯到当事人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我深刻意识到“如我在诉”是换位思考的为民初心，是司法为民的情感共鸣，这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更是一种价值追求，为我们更好地履职、回应群众期盼指明了方向。

“如我在诉”的基层意涵：在具体而微的纠纷中看见“人”。人民法官审理案件不能是高高在上的道德说教，要躬身践行贴近群众生活。“如我在诉”在基层法院，它有着格外具体而真切的内涵。首先，它意味着侧着身体的倾听。基层法官面对的从来不只是条条框框的法律关系：那位坚持起诉女儿要求支付赡养费的老人，对簿公堂的背后是老人希望女儿能够常回家看看的期盼；那位在法庭里大喊大叫的六旬老者，是因为辛苦半辈子攒的养老钱被借走无法归还。其次，它意味着将心比心的理解。基层法官要懂得“翻译”。当事人说“法官，我不为钱，就为争口气”，我们要听懂他对尊严的渴望；当不安的当事人反复询问同样的问题，我们要理解他对未知法律程序的不安；当文化水平不高的当事人词不达意，我们要耐心梳理他真正想表达的核心诉求。其三，它更意味着感同身受的担当。要理解当事人的急难愁盼，急当事人之所急，想当事人之所想，通过上门立案、网上立案等方式，为当事人提供一切可能的便利，彰显司法的关怀和温暖。

基层实践中的共情修炼：在法与情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基层法官的“如我在诉”，体现在每一个工作细节中。一是庭审中要有“尺度”。经常在案件开庭过程中说“你别着急，一件事一件事慢慢地说”，要理解庭审过程中当事人的反复唠叨行为，因为他们认为这可能是他们能为自己辩解的唯一一次机会。要在庭审中把握秩序分寸，让司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二是调解中要有智慧。调解是一种沟通艺术。我处理的一起商标侵权纠纷中，由于双方当事人对调解金额的要求差距过大，使得案件调处一度陷入困难。再次调解过程中，当了解到被告经济困难和履行能力差是症结所在，原告在核实后主动降低调解金额，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意见且被告当场履行。调解结果可能不是最“完美”的法律解答，却是最贴近现实的解决方案。三是文书中要有“温度”。撰写裁判文书时，经常反复琢磨这句话要不要写，既要维护法律的权威，亦要避免对当事人造成“不必要的影响”；常思考如何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裁判理由，使得案件当事人能读懂文书里的那段话。

现实困境与内心坚守：在有限中创造无限可能。践行“如我在诉”从来不容易。一是时间的有限性与案件的接连不断。案件不断出现，我们给予每个案件的时间是有限的。但经过长期的实践后，我学会了要做一个有准备的人，即庭审前做足功课，抓住争议焦点；调解时精准把握各方底线；裁判时字斟句酌，准确维护法律正义。二是法律的刚性与情感的柔性交织纵横。法律尺度是分明的，但现实生活又是情感的世界。如何在法律框架内实现个案正义，考验着法官的智慧与良知。这是我在法院的第九年，也是成为员额法官的第三年。办案时常常如履薄冰，不是怕难案焦虑，是怕辜负了那份“你是法官，你得给我个说法”的信任；调处纠纷时坚持“良知为秤”，良知是对法律温暖的解读，是在每个细节里多问一句“如果我是他，会怎么想”。

从“如我在诉”到司法公信：在个案公正中积累法治信仰。首先，“如我在诉”塑造着可信的司法。如果当事人能感受到法官真诚地为他着想，即使不如人意但也更容易接受判决结果。每当有当事人主动履行裁判给付义务时，我总会觉得很有成就感。还记得收到一个调解案件的被告送来的锦旗，初时还有点难为情，因为这本来就是我的职责所在，但更多的是惊喜，心底瞬间涌上一团火热，因为我的付出他们是能够感受到且理解的。其次，“如我在诉”构建着可感的正义。正义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而微的体验。对普通百姓而言，他们可能一辈子只进一次法院，这一次的经历，将决定他们对法治的直观感受。因此，我们处理的不仅是案件，更是他们的人生；我们守护的不只是秩序，更是他们对公平正义的信仰。

“如我在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融入日常的工作。它在一摞摞卷宗里，在一次次庭审中，在一份份文书间，更在每一位基层法官日复一日的坚守中。这只是我在法院的第九年，我将继续坚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践行“如我在诉”意识，为在法治长卷中写下属于我们这一代法院人的崭新篇章作贡献。

人民法院报·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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