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任桂兰曾请总政主任李德生帮忙：梁兴初在哪，我就在哪！

1973年春，太原一处工厂宿舍里，梁兴初刚刚开始新的生活。曾经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此时面对的是车间、工人和地方工作。消息传到北京，任桂兰最放心不下的，不是丈夫职务的变化，而是他的身体。

梁兴初长期患有高血压和心脏方面的疾病。任桂兰是医生，知道这些病不能只靠休息，更需要有人在身边照料。她很快作出决定：去太原，和丈夫一起生活，也一起承担那段特殊时期的压力。

这件事并不简单。

当时，梁兴初已经被安排到地方工作。1973年3月26日，总政治部干部部和保卫部各派干部，将他送往山西太原。对一位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高级将领来说，这种工作变动意味着人生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阶段。

任桂兰没有选择四处打听，也没有向许多人求助。她想到了一位熟人——李德生。

梁兴初在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期间，曾与李德生同学。两人都从战争年代走来，彼此熟悉对方的经历和性格。任桂兰明白，只有把梁兴初的身体情况和自己的请求讲清楚，事情才可能得到妥善处理。

她来到李德生住处时，却被门口的卫兵拦下。那时没有提前联系，卫兵不敢擅自放人进去。任桂兰没有离开，而是在门口一直等着。

直到下午五点左右，她才见到李德生的夫人曹永廉。听完来意后，曹永廉让她先进屋等候：“有什么事情，见面再说。”

李德生晚上回到家，看到任桂兰，显得十分意外。任桂兰没有绕弯子，直接说明了自己的想法：“老梁有高血压、心脏病，我想和他一起下放劳动。我是医生，过去能照顾他，也能一边劳动，一边帮助他把事情弄清楚。”

李德生问她：“你吃得了这个苦吗？”

任桂兰回答得很干脆：“可以。”

李德生听后表示，事情还要研究，但会尽快答复。对任桂兰来说，这句话已经让她看到了希望。她所求的并不是特殊照顾，而是能够陪伴丈夫，避免他独自面对生活和身体上的困难。

回去的路上，她想起了两人的婚姻。

1948年辽沈战役中的黑山阻击战后，梁兴初在部队活动时认识了任桂兰。一个是身经百战的指挥员，一个是参加革命工作的医务人员。两人在长期接触中逐渐产生感情，于1949年9月13日结为夫妻。

这段婚姻并非建立在安逸生活之上。新中国成立后，梁兴初长期担任部队领导职务，任桂兰则承担了照顾家庭、抚养子女和支持丈夫工作的责任。梁兴初在广州军区工作期间，主要分管作战和训练，任桂兰很少因家庭问题让他分心。

1955年广州军区成立后，梁兴初任副司令员。他要求部队严格训练，重视海防、边防建设，也常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那些看得见的工作成绩背后，同样有任桂兰对家庭的承担。

1967年3月6日，毛泽东决定调梁兴初到成都军区任司令员。当时四川局势复杂，部队指挥和地方秩序都面临考验。周恩来同他谈话时，明确要求他把部队工作抓好，保持指挥系统稳定。

梁兴初到任后，迅速了解情况，采取措施恢复秩序。1968年赴北京开会期间，他还向周恩来汇报四川工作。周恩来又特别叮嘱，四川的三线建设也要管起来。

此后，梁兴初走访了四川不少三线工厂。车间里、工地上，都能看到他与干部和工人交谈的身影。他询问设备、生产和生活困难，也关心工程进度。对这位从战火中走出的将军而言，三线建设不是纸面上的任务，而是国防工业布局中的重要一环。

然而，政治风云变化后，梁兴初本人也受到牵连。1971年，他因身体原因住院并疗养。10月27日，梁兴初与张国华等人到北京汇报工作。此后返回四川，他经历了不少压力，却没有放弃原则，也没有以个人得失向组织提出过分要求。

到了太原，梁兴初没有把自己当成特殊人物。他按要求参加工作，逐渐熟悉工厂和周围环境。工人们给他起了不少朴素的称呼，有人叫他“老梁头”，有人叫他“梁大爷”，也有人称他“梁老红军”。

任桂兰获准前往太原后，很快适应了地方生活。她一边参加劳动，一边照顾丈夫。两人待人平和，不摆将军和老干部的架子，邻里关系相处得很自然。附近群众知道梁兴初身体不好，常送些自家种的蔬菜瓜果，工人们也常来找他聊天。

战争年代的往事，成了太原工人最爱听的内容。梁兴初讲战斗，却不把功劳归到自己身上，更多谈部队、群众和普通战士。正是在这些日常交往中，他与许多工人建立了感情，后来回到北京，双方仍保持联系。

1980年，梁兴初回到北京。经过组织复查，他过去的一些问题得到澄清。叶剑英曾指示总政治部为他安排工作，但梁兴初反复考虑后，认为自己年事已高，也不愿给组织增加负担，提出离休申请。经中央研究，申请得到批准。

离休之后，梁兴初仍关心军队建设，偶尔就有关问题提出意见。晚年时期，他与任桂兰外出走访各地，了解工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那段相伴多年的婚姻，也从枪林弹雨中的相识，走到了太原工厂和北京晚年的平静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