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密局起用燕子李三徒弟，几乎抓光华北潜伏者，周恩来：誓杀此贼！

1947年6月，北平东四一带，保密局特务没有急着破门抓人，而是先盯住了一处夜间常亮的院落。真正让这张情报网暴露的，并非一场枪战，而是一份本应及时销毁的密电底稿。

当时，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部设在北平。华北战场局势紧张，解放军相继发动攻势，沧州失守后，平津方向压力骤增。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兵力有限，又与蒋介石关系微妙，曾试图通过余心清等人，向中共方面探询停战可能。

余心清公开宴请中外记者，宣称孙连仲有意以“第三势力”斡旋国共停战。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立即引起震动。蒋介石原本准备飞抵北平，得知此事后改变行程，并命毛人凤严查北平地下组织。

保密局随即调来美制无线电侦测车。那种设备可以通过多个方向测定电台的大致区域，却无法直接指出具体门牌。电台位置缩小之后，还得靠人员逐户观察，寻找夜间异常灯光和人员活动。

这时候，段云鹏被推到了前台。

段云鹏原是北平一带的惯偷，自称拜在“燕子李三”门下，外号“赛狸猫”。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方面接收北平日伪机构，在监狱里发现了他。保密局需要熟悉城市环境、善于翻墙入户的人，段云鹏便由一个飞贼变成了特工。

侦测车锁定交道口附近后，段云鹏开始暗中踩点。他发现京兆东街二十四号院内，常有房间深夜亮灯。一次潜入时，他在屋内拿到一摞纸稿。专业人员查看后确认，那不是普通文书，而是地下电台使用的密电底稿。

地下情报工作的规矩很严。电报编译完成，底稿必须立即销毁。遗憾的是，这次疏忽给了敌人一条极其关键的线索。北平站据此抓捕了电台工作人员，并沿着人员关系向外追查。

线索很快牵出西安。

西安情报处负责人王石坚，是周恩来、李克农领导下北方情报系统的重要枢纽。抗战时期，他负责联络多条秘密线，陈忠经、熊向晖、申健等人在国民党军政系统内活动时，都曾与这一系统发生联系。

王石坚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掌握的并不只是某一处电台，而是多个地区之间的联络情况。抗战胜利后，北平、沈阳、兰州等地的情报人员陆续增加，部分信息需要汇总到西安。北平密台被突破后，保密局顺藤摸瓜，最终将王石坚逮捕。

据相关材料记载，王石坚在审讯中供出近二百名地下情报人员。随后，北平、西安、兰州、沈阳相继展开搜捕，华北地下情报系统遭受严重破坏。

其中，北平五名情报人员的被捕，损失尤其突出。他们是谢士炎、丁行、朱建国、石淳、赵良璋。几人的公开身份并不显赫，却分别处在军队作战、军法、情报和空军机关等关键位置。

谢士炎任第十一战区司令部少将作战处处长，朱建国任代理作战科科长，能够接触兵力调动和作战部署。石淳是司令部少校情报参谋，丁行任军法处副处长，赵良璋则在北平空军第二军区司令部任上尉参谋。

这些岗位有一个共同特点：看起来不在前线，实际却能接触核心文件。国民党军队的调动、侦察和空军行动，往往会通过他们传递出去，成为解放军判断战场形势的重要依据。

五人此前由叶剑英、李克农等人在北平军调部工作期间发展，1947年2月军调部撤离北平后，转入王石坚系统。王石坚被捕，他们也随即暴露。1948年10月，五人被押往南京雨花台处决，后来被称为“北平五烈士”。

消息传到晋西北，李克农受到的打击极大。周恩来听取汇报后，对段云鹏破坏情报网一事十分愤怒，曾表示：“誓杀此贼。”这句话背后，不只是对一名特务的痛恨，更是因为一次破案牵连了大批同志和多年经营的秘密线路。

但北方情报工作并没有因此完全瘫痪。

周恩来、李克农在布置地下组织时，特别强调减少横向联系，不能让一名人员牵动整张网络。西安除王石坚系统外，还存在王超北负责的另一条线路，双方彼此不通气，因此没有被一网打尽。王超北把电台设在住宅地下深处，灯光和声音都尽量隔绝，增加了敌人侦查难度。

胡宗南系统内部也不止一条情报线。杨荫东潜伏在后勤部门，通过粮秣、弹药和运输变化，判断部队调动。这类情报未必直接来自作战命令，却能从补给变化中提前看出军事行动，后来仍发挥了作用。

沈阳方面同样有惊险一幕。赵炜在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处机密室工作，能够接触东北国民党军的重要电报。王石坚系统出事后，沈阳情报组负责人姚天斌被捕，赵炜却因提前识别警报而没有进入姚家。

他没有立即撤离岗位，因为那里仍是获取核心军情的最佳位置。后来陈诚接替杜聿明主持东北事务，大批旧人员被调换，赵炜反而因能力突出被留用，并奉命携带作战计划前往北平。到了北平，他才得知朱建国已经被捕。

赵炜返回沈阳后没有回家，也没有直接回司令部，而是借同事电话试探情况。察觉异常后，他迅速离城，步行前往南面的解放区，随后转入东北局社会部继续从事情报工作。一次密台被破，撕开了北方情报网的缺口，却没有让所有线路同时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