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前后，北京水利部会堂外，傅作义开完会走出大门，却发现自己的汽车不见了。秘书段清文四处寻找，才在偏僻处找到车辆。等汽车开回原地，傅作义早已坐三轮车回了家。秘书一度以为部长出了意外，只得赶紧报告周恩来。
事情查清后，周恩来很快得知，汽车并非故障，而是有人故意将它开走。原因并不复杂：一些人不愿接受一位原国民党将领担任党外部长，便用这种方式表示抵触。
周恩来对此十分严肃，批评有关人员不顾统一战线政策，并要求撤走傅作义住宅周围过多的警卫。警卫布置得像看守一样，在周恩来看来，这既伤害傅作义的尊严，也说明相关同志还没有真正把他当作新中国的建设者。
更棘手的问题，还在水利部内部。
傅作义早年长期带兵，对水利工程缺少专业经历。担任部长后，他知道自己是“外行”，常常把文件交给副部长研究，自己则外出调查水情、走访工地。时间一长，部里的文件上几乎看不到他的批示，副部长代为处理反倒成了惯例。
这件事传到毛泽东那里，并没有被当成一件小事。
一次，毛泽东与傅作义谈话，直接问道：“水利部的文件，怎么没有你的批示？你当部长是不是有职无权？”
傅作义解释说：“我对水利还不熟，副部长批示也是一样的。”
这番回答听起来谦逊，却暴露出一个现实：傅作义虽有部长之名，实际工作中的权威并未完全建立。若任由这种情况发展，党外人士参加政府工作就可能变成挂名，统一战线也会受到影响。
毛泽东没有当场多说，但把情况告诉了周恩来。随后，周恩来向水利部作出明确指示：凡属部里的大小事情，没有傅部长的批示，一律不能生效。
这道指示，不只是替傅作义撑腰，更是把部长的职责和权力重新落到了实处。傅作义也没有因此摆架子，反而开始系统学习水利知识，频繁到各地查看河道、堤坝和水库，逐渐从带兵将领转变为治水工作的负责人。
这份信任，早在北平和平解放时便已埋下伏笔。
1949年1月，傅作义接受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安排，守城部队陆续出城接受改编。对他而言，这个决定充满风险。他后来曾说，自己是冒着“三个死”去做的：部下可能不理解，蒋介石可能追究，解放军也可能因过去的战争行为惩处他。
2月下旬，傅作义在西柏坡见到毛泽东，开口便说：“我有罪。”
毛泽东握住他的手，劝道：“不要这样说。”并肯定和平解放北平的贡献，认为如果过去有过错，今后立功建设国家，同样可以证明自己。
傅作义没有要求回到军队，而是主动提出，希望从事水利建设。他出生于山西临猗，早年也见过黄河水患，深知洪水对百姓生活的破坏。周恩来了解他的想法后，支持他到水利领域工作。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会议讨论政府机构和人选时，周恩来提议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主席团通过了这一任命。
傅作义一时难以控制情绪，掩面落泪。他说，旧中国想凭金钱谋得一个部长职位而不可得，没想到共产党却把重要工作交给一名起义将领。会场气氛受到感染，会议一度停顿。
但任命只是起点。
1950年，毛泽东把治理淮河作为重要任务，要求傅作义研究方案，并题写“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傅作义带队调查淮河上中下游，走访河南、安徽、江苏等地，向水利技术人员请教，也深入工地了解民工和地方干部的困难。
他不再回避自己的短处，而是用实地调查补上专业不足。治淮工程启动后，大量农民参加施工，堤防、水库和分洪工程逐步展开。傅作义常年奔波，哪里发生灾情，便尽量赶往现场；不能亲自到达时，也通过电话了解情况。
有意思的是，傅作义后来曾说，自己这个部长已经“有职有权”。这句话背后，既有周恩来那道指示的保障，也有他用多年实际工作换来的认可。
1962年以后，傅作义因身体原因到广东休养，但仍考察花县水库、新丰江水电站等工程。1972年，他辞去水利电力部部长职务。1974年4月19日，傅作义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周恩来主持了追悼会，叶剑英致悼词，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解放和新中国水利建设中的两段经历，也由此定格在同一份历史答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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