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东看过有关林彪的传单后，质疑：当了副主席，也不能改变成份嘛

1967年冬天，北京一所住处内，徐海东听家人读完一张传单，原本安静的晚饭后突然沉了下来。传单把林彪写成“贫农家庭出身”，还连用了许多颂扬性的说法。徐海东没有顺着传单议论，而是直接指出其中与自己记忆不符的地方。

“这不是事实。”

在徐海东看来，家庭出身可以记载，却不能靠文字任意改写。革命队伍中，出身并不是衡量一个人的唯一标准，关键在于是否接受党的教育，是否真正站到人民一边。这个判断，正是他几十年革命经历中形成的认识。

徐海东出生于1900年，湖北大悟人。大革命失败后，他在鄂豫皖地区参加武装斗争，后来成为红四方面军的重要将领。红军时期，他曾率部转战鄂豫皖，部队在艰苦环境中不断发展。战争留下的伤病，也几乎伴随了他的后半生。

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先行到达陕北，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落脚条件。毛泽东后来评价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并非只看某一场战斗，而是看到了他在关键时期所起的作用。

然而，战功赫赫的徐海东，却长期被疾病困扰。抗日战争后期，他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很多时候只能住院或疗养，无法像其他将领一样持续参加军政工作。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他被授予大将军衔，反而感到不安。

那段时间，徐海东曾向周恩来谈起自己的顾虑，认为自己多年不能工作，授予大将似乎“高了”。周恩来听后明确告诉他，这是组织经过慎重研究作出的决定，“不高，也不低，恰当”。这句话既是对徐海东历史贡献的肯定，也说明军衔评定并不是简单按照近年职务或出席会议多少来排列。

授衔以后，徐海东从大连迁居北京，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身体稍有好转，他便要求秘书及时送来文件，自己能看多少就看多少。他对秘书说，虽然不能承担更多工作，但作为一名委员，总要尽到责任，能为党和国家提出一点意见也是好的。

1960年，徐海东在广东疗养期间与董必武相逢。董必武注意到，徐海东虽然多年养病，却一直关心党的文件和国内外形势，并没有因为离开工作岗位而完全脱离时代。徐海东听后仍然十分谦逊，没有把这看成值得夸耀的事情。

同年，党中央决定编写红二十五军军史，徐海东担任编委会主任。这个职务看似不在一线，实际工作却极其繁重。部队番号、行军路线、战斗地点、伤亡情况，都需要反复核对，不能凭印象下结论。

徐海东给编写工作定下原则：要写党的领导，要写人民群众，还要少写他个人。白天开会、查阅材料，夜里想起一件往事，还要把秘书和家人叫来记录。作战地图一张张画出，战斗细节逐项核实，初稿形成后又多次修改。

儿子见他劳累，劝道：“现在没有战争，何必这样拼命？”

徐海东回答：“写战史就是打仗。把过去写准确，才能让后来的人少走弯路，少流血。”

有意思的是，他对“挂名”二字格外敏感。病情反复时，他常问医生还能不能重新工作。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重新活跃于政治舞台后，徐海东也曾对妻子周东屏说，林彪能出来工作，自己也未必不能。周东屏笑着劝他安心养病，他却说：“只挂名，白吃饭的大将，心里不安。”

后来，家人把有关林彪的传单读给他听。传单称林彪是“贫农家庭出身”，徐海东立即提出质疑。他回忆说，红军时期自己曾两次带队到过林彪家乡，见过林家大湾的情况，那里有织布机和较多房屋，不符合传单所写的贫农家庭模样。

他说：“当了副主席，也不能改变成分嘛。”

这句话的重点，并不只是争论林彪的家庭背景。徐海东真正反对的，是用政治口号替代事实，更反对把出身变成评价一个人的绝对尺度。他还说，出身不好的人可以通过革命改变自己，出身较好的人如果不改造思想，同样可能走向错误道路。

1968年底，徐海东的处境也受到影响。周恩来得知后，要求把他的医疗关系转到解放军总医院，并特别强调保障安全。到了1969年3月底，九大即将召开，徐海东却一度没有接到通知。毛泽东随后提出，他应当出席大会并参加主席团。周恩来在会上表示，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是否存在其他问题可以另行调查，不能因此不让他参加九大。

1969年4月1日，党的九大在北京开幕。毛泽东进入会场后询问徐海东是否到了，徐海东在座位上答道：“到了，到了！”这位长期卧病的老将，最终出席了会议，并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1970年3月25日，徐海东因病在郑州逝世，终年69岁。多年后，1979年1月25日，党中央为包括徐海东在内的老一辈革命家举行平反昭雪大会。悼词中再次确认了他的历史功绩，指出他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屡建战功，深得党、人民和广大指战员的信任与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