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特务揭老底：沈醉、郑介民赚了1500两黄金，毛人凤一两也没捞着

1946年秋，南京，军统局本部。沈醉拿着一纸购油公文，原本只需办理5000桶汽油，却把数量改成了6500桶。多出来的1500桶，表面上是运输安排，背后却牵出郑介民、陆根泉和沈醉之间一笔隐秘交易。

这件事并非出自街头传闻，而是后来保密局经理处少将处长郭旭在文史资料中的回忆。郭旭与沈醉关系复杂，既是旧日同僚，也是1949年云南起义前后被扣留的军统人员。正因为如此，他留下的材料，往往能补上沈醉回忆录里刻意略过的空白。

抗战胜利后，军统人员大批接收敌伪财产。沈醉凭借军统局本部总务处少将处长的身份，频繁出巡，接触到车辆、房产、物资和运输等事务。这个位置看似负责后勤，实际上处处牵涉钱财，手中掌握的资源远非普通特务可比。

沈醉自己也承认，抗战胜利后的“劫收”让他得到了不少好处。有人收下一辆汽车便兴奋不已，他却不仅能够接收车辆，还能染指房产和珠宝。北平站一名站长曾送给他一百颗珍珠，名义上说是给沈醉女儿当玩具，话说得轻巧，分量却一点不轻。

长沙大火后，沈醉还做过一笔颇受争议的生意。他找来一座无主坟山，挖出棺木焚烧，再利用灾后重建对红砖的大量需求开办砖厂。长沙警察局局长李肖白听说后，曾感叹他很会算账。

“这个生意，眼下最赚钱。”

沈醉并未满足于砖厂。他还种下约7000棵杉树，盘算着多年后成材出售，用来支付子女的学费和婚嫁费用。这样的安排，说明他并不是临时起意捞一笔，而是在利用职权积累一份长期家底。

真正让郭旭揭开内幕的，是1946年夏天发生的一件事。当时沈醉刚回到湖南，突然接到郑介民从北平发来的急电，要求他立即返回重庆。紧接着，郑介民的妻子又从南京打来电话，请沈醉设法寻找岳母的棺木。

据郭旭记载，那口棺木曾因水路事故漂失，郑家十分着急。沈醉很快出面处理，棺木最终被找回。至于其中是否藏有贵重物品，郭旭没有作出确定说明，但他特别指出，沈醉是最清楚内情的人。

这件事有意思的地方在于，郑介民夫妇遇到私事，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一般下属，而是沈醉。双方之间显然存在超出上下级关系的信任。到了同年秋天，另一桩更大的差事又落到沈醉手中。

军统方面计划把重庆的部分十轮大卡车运往南京，并与江南汽车公司合作经营运输业务。沈醉奉命前往上海购办汽油，数量为5000桶。那时汽油紧缺，军统又能借助招商局的关系调运物资，这笔买卖本身就具备极高利润。

当时，一桶美国汽油从上海运到西南，成本大约为一两黄金，到了重庆、成都，却可以卖到二两多。没有军统的运输、押运和特权，一般商人根本拿不到这样的价差。沈醉手里的公文，实际上就是一张能够兑现的利润凭证。

上海商人陆根泉得知消息后找到沈醉，希望搭便车增加1000桶。沈醉起初拒绝，理由很简单：公文写的是5000桶，私自增加数量，出了问题谁也承担不起。

两天后，郑介民妻子设宴请沈醉，陆根泉也在场。席间，郑介民从北平打来电话，要求沈醉帮陆根泉增加1000桶汽油，并随军统物资一同运往重庆。上峰既然开口，沈醉自然不会再坚持原来的说法。

但他没有只增加1000桶。回到南京后，沈醉向毛人凤说明情况，把公文上的5000桶改成6500桶，多出来的500桶算在自己名下，并让陆根泉承担这项增量。

这批汽油由军统车辆装运，军统人员押送，顺利抵达重庆。该入库的入库，该出售的出售，整个过程没有留下明显破绽。随后，沈醉从陆根泉那里得到约500两黄金。

陆根泉事后曾抱怨：“我这回只是替别人办事。”

沈醉听到这句话，立刻明白了其中意思。那1000桶汽油并不是陆根泉单独谋利，而是郑介民夫妇借陆根泉之手完成的一笔生意。按照郭旭文章中的说法，郑介民方面获利1000两黄金，沈醉则拿到500两，合计1500两黄金，毛人凤虽然掌握军统大权，却没有从中分到一两。

这笔交易也解释了沈醉后来为何会被毛人凤派往云南。毛人凤并非不知道沈醉能办事，恰恰因为太清楚他的手腕，才不愿把这样的人长期留在身边。沈醉既能与郑介民合作，也能在关键时刻与毛人凤联手排挤郑介民，他的忠诚更多是建立在利益和局势之上。

1949年云南起义前夕，沈醉留在昆明，徐远举、周养浩、郭旭、成希超等人试图乘机离开，却被沈醉扣留。此后几人的命运各不相同：沈醉于1960年获特赦，郭旭于1961年获特赦；周养浩直到1975年才获特赦，徐远举则于1973年在狱中去世。

沈醉后来被认定为起义将领，并参与文史资料工作。郭旭也成了文史专员。那些曾经在军统内部互相算计的人，最终又以回忆文章的方式，把旧日账目一笔笔翻了出来。沈醉的回忆录没有写出的1500两黄金，正是郭旭留下的那道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