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近日，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谢宇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刘晨冉团队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题为“Feeding health inequality through platform-based food delivery in China”的研究论文。他们使用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至2022年的长期追踪数据，并且结合了通过互联网档案馆回溯以及招聘信息、新闻报道等多种来源重建的外卖平台在各县上线时间的详细记录。研究团队采用双重差分法和事件研究设计，系统评估了外卖平台进入对不同收入阶层成年人超重状况的因果影响。
他们按照2012年家庭收入是否高于所在省份的中位数，把样本分成了低收入和高收入两个群体，最终的分析样本包括了22,705名年龄在18岁到65岁之间的成年人，这些人分布在158个县级行政区内。平台进入的时间线显示，外卖服务最早在2013年出现，2015年之后扩张速度明显加快，到2018年时已经覆盖了全国约80%的县。双重差分估计的结果显示，平台进入让低收入群体的超重概率上升了2.3个百分点，这个增幅相当于该群体超重样本均值的8.9%，高收入群体的超重概率则下降了2.2个百分点，相当于其样本均值的8.0%。在改用肥胖概率和连续的BMI数值作为结果变量时，研究团队同样观察到了方向相反且统计上显著的效应。事件研究分析还表明，平台进入的影响大约在两年后才开始显现出来，并且至少持续了四年，而在平台进入之前的各个半年期，估计系数都不显著，这为平行趋势假设提供了支持。为了避免交错采用处理可能带来的估计偏误，他们又采用了两种对这种情况更为稳健的替代估计量，这些稳健性检验得到的动态模式与主结果基本一致，增强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平台进入后，低收入群体食用油炸食品的频率明显增加了，高收入群体反而减少了这类食物的摄入量。在时间分配上，两个收入群体的每周家务劳动时间都缩短了大约一个小时，这说明外卖服务确实替代了一部分家庭烹饪和备餐的劳动。而节省下来的时间在不同收入群体中流向了不同的活动，低收入群体把每周多出来的0.73小时用在了看电视、刷短视频等屏幕娱乐上，高收入群体则把每周多出来的0.65小时投入到了体育锻炼和健身活动中。这种时间再分配上的差异，加上饮食选择上的分化，共同构成了平台进入影响体重的两条主要路径。研究团队也检查了平台进入是否会改变个人收入水平，结果发现不管是低收入群体还是高收入群体，他们的个人收入都没有因为平台进入而发生显著变化，观察到的健康效应分化并不是由经济收入的变化引起的。
在只有一家平台运营的县和两家主要平台同时运营的县里，平台进入的影响并不相同。结果显示，在双平台竞争的县里，平台进入对低收入群体超重概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对高收入群体超重概率的降低作用也更大，这表明市场竞争加剧了而不是减弱了健康方面的社会经济分化。在长期健康后果上，平台进入两年之后，低收入群体患上高血压、糖尿病等与体重密切相关的短潜伏期慢性病的风险显著上升了，高收入群体这些疾病的患病风险则出现了下降，而作为对照测试，那些与体重关系较弱或者潜伏期较长的慢性病并没有受到平台进入的显著影响。平台进入对儿童超重也产生了跨代影响，在低收入家庭中，6岁及以上的学龄儿童超重风险因为平台进入而明显增加了，这表明平台带来的健康分化可能不止停留在当代成年人身上，还会传递到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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