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83年1月17日，广东汕头人民广场，原海丰县委书记王仲被押赴公审大会，随后执行死刑。这个曾经参加革命、担任县级领导的干部，最终因贪污、受贿共计69749元，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案件之所以引起强烈震动，不只是因为数额巨大，更在于王仲掌握着查缉走私的权力，却把被查扣的物资变成了自己的“仓库”。他一边打击走私，一边从走私物资中牟利，身份与行为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故事的转折，始于一台17英寸黑白电视机。
1979年深秋，海丰县一名广播员带着纸箱登门，请王仲帮忙办理赴港澳探亲手续。那时出境探亲需要有关部门批准，来者自然不会只为叙旧。广播员指着纸箱，小声说：“里面是一台电视机。”
这类电视在当地并非罕见，可对县委领导来说，收下它意味着另一层关系的建立。王仲起初推辞，后来还是留下了。几天后，探亲批文办了下来。门一旦打开，权力便有了价码。
从1979年底到1981年7月，王仲先后收受电视机、收录机、电冰箱等物品，并将自己用不上的东西转手出售，所得价值达1.1万余元。最初他还把这种行为看成“人情往来”，后来却逐渐发现，利用职务办事，来钱比正常工作快得多。
王仲当时兼任海丰县打击走私指挥部总指挥，汕尾镇的缉私仓库里，堆放着大量查扣物资。手表、收音机、衣料和家用电器，都是紧俏商品。仓库管理混乱，出入登记不严，给了他可乘之机。
有意思的是，王仲并不满足于偶尔拿取。他会亲自到仓库挑选物品，甚至以“照顾领导”“奖励工作人员”等名义，将物资带走或分给亲信。调查显示，仅从仓库侵吞的物资，价值就超过5.8万元，其中包括331只手表、17部收录机和其他电器、衣料。
1980年7月，当地公安机关截获一艘走私船，王仲接到报告后赶到现场。他没有只看查缉情况，而是在货物中挑选物品，装车带回。到了这一步，缉私权已经被他当成了私人物权。
权力失去约束，家庭也被卷了进来。王仲曾帮助退职多年的妻子安排职务，还把子女安插进缉私系统。亲属、下属和关系网彼此牵连，使他在当地形成了较强的控制力。举报信不断出现，但调查往往被拖延，甚至有人被拉拢后改变说法。
1980年3月，汕头地委曾责令王仲停职检查。面对调查，他没有主动交代，反而与妻子、子女及相关人员商量对策，分散赃款赃物，并在多个储蓄点开户，有些还使用化名。案件由此从单纯的贪污，发展为对抗组织审查。
1982年，中央决定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陈云看到有关简报后，明确主张严办一批典型案件，以整顿党风。邓小平也作出“雷厉风行，抓住不放”的批示。海丰走私问题严重，王仲案很快进入中央有关部门视野。
调查最棘手的地方，是许多物资根本没有完整记录。仓库保管员王泗吉后来提交了两本账册：一本是正式出入库账，另一本是根据记忆补记的手写账。两本账之间存在差异，办案人员只能通过证人证言、物品去向和其他材料相互印证。
王仲被监视居住期间，仍辩称部分物资是领导购买，自己只是“先记账”。被转押后，办案人员还在他床头柜上发现用胶带藏着的刀片，说明他已经产生轻生念头。即便如此，他在法庭上依旧拒不认罪。
案件审理并不顺利。1982年9月15日，汕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9月17日庭审中，王仲因心脏病发作晕倒，审理延期。12月20日，法院再次开庭。经过审理认定，他利用职务侵吞缉私物资、索贿受贿，数额达69749元，且在案发后串供、转移赃物，情节特别严重。
1982年12月21日，汕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死刑判决。王仲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判决确定后，曾有人以王仲参加过革命、过去有过贡献为由，希望从轻处理。陈云没有同意。他认为，改革开放初期，海丰毗邻港澳，经济活动复杂，县委书记带头侵吞缉私物资，造成的影响不能用一般贪污案件衡量。
据看守干部回忆，王仲临刑前曾说：“当官千万不要贪，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要伸手。”这句话没有改变判决。1983年1月17日，他被依法执行死刑，成为改革开放后因贪污犯罪被判处死刑并执行的县委书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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