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3年5月14日，上海一处寓所内，丁玲、潘梓年和冯达先后面对闯入者。门被推开时，丁玲没有立刻惊慌，她的目光越过几个陌生人，停在了冯达身上。冯达看见她，先是一愣，随后低下头，仿佛彼此从未相识。
这个细节，后来成了丁玲判断冯达是否出卖自己的重要依据。多年以后，冯达面对来自大陆的访问者，只说了一句：“我是对不起冰之的。”他没有解释“对不起”究竟指什么，却把一段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关系，重新推到了人们面前。
丁玲的字是“冰之”。在认识冯达之前，她刚经历人生重创。1931年，胡也频在上海被捕，随后遭到杀害。丁玲当时还不到27岁，既要承受丧偶之痛，又要独自面对白色恐怖和生活压力。
她曾想投奔冯雪峰，但冯雪峰已有妻室和女儿，这条路自然走不通。丁玲在文字中写过，自己需要一个爱人，需要一个像胡也频那样的人。那不是轻率的选择，而是一个年轻寡妇在巨大打击中，对陪伴和依靠的本能渴望。
冯达起初并不符合她心中的形象。他没有显赫身份，也不善于表达感情，长期埋头工作。早年，他在上海城隍庙附近的照相馆任职，因英语不错，结识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后来成为她的秘书和翻译。
史沫特莱采访丁玲时，冯达曾在旁协助。两人由此相识，接触渐多，关系也慢慢发生变化。1932年3月，丁玲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这处普通住所不再只是夫妻生活的地方，也承担了地下联络和掩护任务。
危险并不是突然降临的。1933年5月13日晚，冯达回家很晚，告诉丁玲，自己去找《真话报》的两名通讯员时，察觉有人盯梢。他一路换车，试图甩掉尾随者，回到住处时仍觉得不安。
第二天上午，两人商定中午前必须返回。如果其中一人没有回来，另一人就立即撤离，并设法通知组织。丁玲去正风学院参加文艺小组会议，冯达则表示要去查看那两名通讯员的情况。
丁玲上午11点半回到家，冯达却没有出现。她已经察觉事情不对，收拾物品准备离开。就在这时，潘梓年来到寓所。丁玲把情况告诉他，潘梓年却拿起报纸坐了下来，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逼近。
楼梯上传来杂乱脚步，房门很快被撞开。几名陌生人闯入，其中有人后来被指认为叛变人员。丁玲和潘梓年都没有说话，冯达也没有上前相认。关于这次事件的具体经过，后来存在不同回忆和说法，但丁玲从那一刻起，已经认定冯达与被捕脱不了关系。
被关押期间，冯达曾告诉丁玲，自己要为国民党方面担任翻译。两人的关系至此彻底破裂。丁玲获释后，冯达的名字很少再出现在她公开叙述中，而“叛徒”二字，却在相关人员之间流传开来。
抗战时期，丁玲和冯达的女儿蒋祖慧在晋察冀解放区生活。她曾听到别人议论父亲，便问母亲：“我爸爸是谁？”丁玲回答得很冷：“你问这个干什么？他死了。”这句话表面决绝，背后却是多年不愿触碰的伤口。
蒋祖慧直到1975年才从母亲口中知道完整经过。那年，丁玲从秦城监狱出狱，中央鉴于她年事已高，不再安排具体工作，后来安置在山西长治。母女夜谈时，丁玲才把与冯达的婚姻、被捕以及决裂的往事告诉女儿。
1988年，蒋祖慧终于和身在海外的冯达取得联系。此时丁玲已经于1986年去世，冯达也已再婚，并在台湾从事国际关系研究。恢复通信后，他在信中常常提到“冰之”，既有思念，也有敬重，更夹杂着无法消除的愧疚。
有人问起丁玲时，冯达没有为自己辩解，只重复那句话：“我是对不起冰之的。”遗憾的是，他始终没有把事情的细节写下来。是出于恐惧、悔恨，还是另有难言之隐，后人难以凭一句话作出定论。
1990年8月24日凌晨，冯达去世，骨灰按照他的意愿撒入大海。他生前曾写信说，希望有一天能到丁玲墓前献花，却始终没有实现。1991年，冯达的遗孀郑慧应蒋祖慧一家邀请来到北京，在八宝山丁玲骨灰安放处献上鲜花。直到此时，这段始于上海、断于囹圄的婚姻，才留下一个迟到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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