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9月21日晚,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毛泽东在南巡途中观看京剧《白蛇传》。演出开始前,他刚在车上掐灭香烟,坐下后便把注意力全部放到了舞台上。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戏会让他几次落泪,甚至在法海把白娘子镇压到雷峰塔下时,猛地站起身来。
毛泽东喜欢京剧,并不是把它当作消遣而已。他熟悉剧目、流派和唱腔,也留意演员的扮相与表演细节。延安时期,美国记者斯诺曾称他是戏曲鉴赏家。对毛泽东来说,一出戏好不好,不只在于唱得响不响,更要看人物站在什么立场上,故事替谁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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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他在不同阶段偏爱不同剧目的原因。转战陕北时,战场形势复杂,他常提到《空城计》,还会念诸葛亮的道白:“司马懿的兵来得好快呀!”西柏坡时期,他听过《逍遥津》《卧龙吊孝》《荒山泪》等唱段。戏中进退、成败和取舍,往往能引起他对现实斗争的联想。
渡江前后,毛泽东多次观看梅兰芳演出的《霸王别姬》。那一幕,项羽英雄末路,虞姬拔剑自刎,台上悲凉,台下也沉默。毛泽东曾对身边卫士说:“不要学楚霸王,我们都不要学。”在他看来,失败并不可怕,真正不能接受的是失去再起的意志。
他赞赏梅兰芳,还有另一层原因。抗日战争期间,梅兰芳蓄须明志,拒绝为侵略者登台演出。毛泽东谈到这件事时,特别看重其中的民族气节。戏台上的人物可以悲欢离合,戏台下的演员同样要面对现实选择,艺术家的操守并不比技艺轻。
《白蛇传》让毛泽东反复动情,关键并不只是爱情故事。白素贞追求婚姻和家庭,却遭到法海阻挠;许仙软弱动摇,青蛇却始终站在姐姐一边。这个故事里有压迫,也有反抗,有普通人对安稳生活的向往。毛泽东看重的,正是这种不甘受制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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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52年,梅兰芳演出《断桥》《金山寺》等剧目时,毛泽东就注意到白娘子的装扮。他称赞白衣之中额头一点红,显得格外醒目。梅兰芳后来得知这番评价,十分激动,因为很少有人专门谈到白娘子的舞台造型。
1953年至1954年间,毛泽东曾多次观看《白蛇传》,还保存过京剧、越剧和粤剧等不同版本的唱片。可见,他欣赏的不是某一个演员或某一种唱法,而是同一故事在不同剧种中的变化。唱腔不同,人物的性格色彩也会随之改变。
上海这场演出中,李玉茹饰演白娘子。毛泽东看得极其投入,白素贞受难时,他眼眶湿润,鼻息也变得急促。陪同人员担心影响观感,轻轻咳嗽提醒,他却毫无察觉。法海出场后,毛泽东脸色沉了下来;等到白娘子被镇压,怒气终于爆发。
他拍着沙发扶手站起身,说道:“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
身旁的卫士李银桥见他突然起身,连忙上前整理衣带。毛泽东并未责怪,只是仍盯着舞台,直到掌声响起,才跟着鼓掌。演出结束后,他用双手握住饰演青蛇的演员的手,称赞她敢于反抗、仗义相助;对许仙和白娘子也表示肯定,却没有主动理会饰演法海的演员。
这种看戏方式,透露出鲜明的审美取向。面对《铡美案》中受欺凌的人物,他会悲愤落泪;看到《江姐》这样的悲剧,也曾感叹好同志为何一定要牺牲。在他的理解中,舞台不应只是安排人物受难,还应表现反抗压迫、争取尊严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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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毛泽东对《穆桂英挂帅》格外推重。1958年北戴河谈话时,他说过:“我就赞成唱点穆桂英,祝英台太斯文了。”这并非单纯排斥才子佳人,而是希望戏剧多表现英勇、担当和战斗精神。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他观看梅兰芳主演的《穆桂英挂帅》,称赞这是梅兰芳舞台生涯的重要作品。
毛泽东还提出过京剧改革的设想:内容应更多表现工农兵和现实生活,形式上则不必丢掉京剧的唱腔、脸谱和程式。他少年读旧小说时就注意到,书中的主角多是帝王将相、文官武将和才子佳人,农民很少成为故事中心。到了新社会,谁来登台、讲什么故事,便成了必须回答的问题。
后来,这种改革在实践中出现了复杂变化,现代京剧和样板戏由此产生。毛泽东原本强调的是内容更新与形式继承,并非把京剧改成失去自身特点的另一种艺术。舞台上的一声唱腔、一场冲突,背后牵动的其实是人物立场、社会观念和时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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