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8年12月，南京，卫立煌被软禁在住所内。他手里没有兵，身边也少有可以信任的人，桌上却摊着一封准备寄出的信。信不是为自己求情，而是托付合肥老家的母亲。
新华社公布的国民党战犯名单中，卫立煌名列其中。消息传开后，他很清楚，自己已经没有必要再为个人前途争辩。真正让他放不下的，是家中85岁的老母亲，以及留在安徽的弟弟、子侄。
信中写道：“唯念老母现在八十有五，弱弟奄涛，率同子侄数十人，在肥侍养。兹值解放大军到达，望电知军政领袖，加以保护，免受惊恐。”
寥寥数语，既没有替自己辩解，也没有请求释放，只希望战事变化之际，家人不要受到惊扰。卫立煌把信寄给朱德，并非偶然。两人虽分属不同阵营，却有十多年交往积累下来的信任。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进攻山西，卫立煌奉命进入第二战区，担任前敌总指挥。那时国共合作抗日已经形成，但国民党军队与八路军之间并非没有隔阂。卫立煌抵达战区后，却没有把八路军当作需要提防的对手，而是多次协商战事，愿意在物资和作战行动上给予配合。
战场上的接触，比口号更能改变人的判断。日军进攻山西时，八路军曾在侧翼牵制敌军，帮助国民党军队缓解压力。卫立煌由此发现，八路军并不是外界传言中那支只会保存实力的队伍，而是一支有组织、有纪律，也确实敢于作战的部队。
1938年，卫立煌途经延安。此行表面上是前往洛阳参加会议，实际上给了他观察共产党的机会。毛泽东对这位国民党战区长官十分重视，亲自会见。卫立煌也直截了当地说：“我想看看，八路军为什么能在困难条件下打出这样的仗。”
毛泽东没有回避双方过去的矛盾，而是把谈话放在抗战大局上。他向卫立煌介绍敌后抗战的困难，也谈到八路军缺少弹药、粮食和被服。卫立煌离开延安后，陆续向八路军提供了一批军需物资。关于具体数量，史料记载存在差异，但他给予八路军支援这一事实，是抗战时期双方交往的重要一笔。
有意思的是，卫立煌与朱德的真正相识，也发生在这段时间。两人谈军事，也谈个人经历。朱德讲到自己早年的求学、从军和革命道路，卫立煌听得很认真。后来他曾对身边人感慨：“八路军里有不少能人，能打仗，也能做事。”
这种接触逐渐影响了卫立煌的政治判断。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对共产党已有新的认识；抗战期间与八路军合作，则让这种认识更加具体。卫立煌并没有立刻改变身份，却开始反感国民党内部的猜疑和掣肘。据身边人回忆，他甚至谈过加入共产党的想法，只是这件事始终没有真正实现。
蒋介石对卫立煌的变化并非毫无察觉。1947年，卫立煌被调往东北，担任“剿总”司令。东北战局紧张，国民党内部要求他积极进攻，但卫立煌与蒋介石之间在战略判断上分歧越来越大。辽沈战役期间，他在指挥和用兵方面多次迟疑，未能按照蒋介石的意图行动。
1948年11月26日，蒋介石以“迟疑不决，坐失战机”为由，撤去卫立煌职务并查办。到了12月，卫立煌被置于严密监视之下。12月25日，新华社公布43名国民党战犯名单，卫立煌位列其中。此后不久，他化装离开南京，经香港暂避。
人在香港，心却牵挂合肥。卫立煌知道，自己被列为战犯，母亲一家又留在解放区，局势稍有变化，家人就可能陷入恐慌。他没有写信给蒋介石，也没有向其他国民党将领求助，而是把希望寄托在朱德身上。因为在他看来，朱德既了解自己的经历，也明白他在抗战中的实际立场。
这封信后来转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阅后作出指示，要求有关方面保护卫立煌家属。中原地区战事尚未完全结束，保护一位国民党将领的家人，并不是一句空话，需要地方干部和部队落实。卫立煌的母亲及亲属因此得到妥善照料，免受战争冲击。
得知家人平安后，卫立煌没有接受蒋介石方面前往台湾的邀请。1954年《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后，他对朋友表示，外国势力插手中国事务，不能接受。1955年，卫立煌携夫人回到北京，周恩来、朱德等人在车站迎接。
回国后，他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务，参加国家政治生活。1959年国庆期间，卫立煌登上天安门观礼台。1960年1月17日，他在北京病逝，终年63岁。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追悼活动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送去花圈。那封写给朱德的求助信，也留在了这段复杂历史最容易被忽略的细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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