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66年以后，上海五原路一处普通住宅门前，常有一位老人坐在椅子上抽雪茄。她穿着并不讲究，住处也十分逼仄，可举止仍带着旧式大家闺秀的从容。附近菜场的人后来才知道，这位老人就是盛宣怀的女儿、曾经名动上海滩的盛爱颐。
这段晚年生活，与她年轻时的身份相距甚远。盛爱颐是盛家七小姐，出身显赫，家族曾在近代工商界拥有很大影响力。她的婚姻、交游和日常生活，从来不是普通人家的私事，往往牵动着上海上层社会的目光。
1917年前后，宋子文从美国学成归国。这个出生于1894年的年轻人，已经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到上海不久，他进入盛家任职，后来还担任盛家女眷的英文教师。
盛爱颐那时正值青春年华。宋子文熟悉西方经济和社会制度，也能谈海外见闻，两人相处久了，感情便悄悄发生变化。对久居深宅的盛爱颐而言，这位年轻、能干而有新式思想的宋子文，确实很容易引起注意。
有意思的是，这桩恋情并没有得到盛家长辈认可。庄夫人看重门第和现实家底，宋子文虽然前途可期，但当时的宋家还没有后来那样显赫。在她看来，潜力不能直接抵换身份，婚事自然不能只凭年轻人的感情决定。
家里态度转冷后，两人的关系很快陷入僵局。宋子文后来准备南下广州发展，并希望盛爱颐一同离开。盛爱颐曾经认真考虑过，却始终没有迈出那一步。她放不下母亲，也放不下已经生活多年的盛家。
临别时，她送给宋子文一些金叶子。数量不多，却带着私人情感。宋子文独自南下，后来在孙中山身边任职，逐渐进入政治和金融领域。两人的人生轨迹，也由此分开。
宋子文后来与张乐怡结婚，盛爱颐则在三十多岁时嫁给庄铸九。婚姻之后，她很少主动提及往事。多年后，家人曾安排两人见面，宋子文已经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人物，但盛爱颐并没有表现出旧情复燃的意思。
饭局还没有开始，她便起身说道：“我丈夫还在等我。”说完离开，没有给这场重逢留下多少余地。宋子文也没有追赶，双方的旧日情感就这样停在了门外。
真正让两人再次发生联系的，并不是爱情，而是一场求助。抗战胜利后，盛家一位晚辈因曾在日伪机构任职而被捕。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复杂，他虽被认为与国民党方面有联系，却缺少足够材料证明自己，盛家多方奔走仍未奏效。
家人最后找到盛爱颐，希望她出面联系宋子文。此时的宋子文已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掌握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盛家亲属甚至当面恳求，盛爱颐只得拨通电话。
这一次，宋子文没有借机谈旧事，也没有为难她。据相关回忆，他答应协助处理，盛家晚辈随后获释。事情办妥后，两人仍没有恢复交往，旧情与现实之间，始终隔着多年的人生经历。
1949年上海解放后，盛爱颐选择留在上海。她早年的生活条件虽有变化，但一度仍住在较好的住宅中，平时养花、写字，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她的资产处置方式发生改变，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定息等收入，日子尚能维持。
转折出现在1966年以后。随着政治运动展开，盛爱颐的居所和财物受到冲击，原有生活被彻底打乱。她后来被安排到五原路一处住宅的汽车间居住，空间狭小，条件简陋，曾经的豪门小姐变成了普通街坊眼中的一位老人。
一次，盛氏家族后人前往探望，发现庄铸九倒在屋内，盛爱颐又不在家。来人赶紧把他扶到床上，才避免情况进一步恶化。那间汽车间，不只是居住空间的缩小，也记录了一个旧式家族在时代变化中的急剧沉落。
后来，盛爱颐通过香港方面联系到在日本经营餐馆的侄子盛毓度。此前她曾出面请宋子文帮忙，使这位侄子免于牢狱之灾。盛毓度一直记着这份情谊，得知姑母生活困难后，开始定期寄来生活费。
生活费解决了燃眉之急，也让她保留了一点旧日习惯。她买来雪茄，搬一把椅子坐在门口，慢慢抽着。邻近菜场的人渐渐认识了她，有人还会低声介绍：“她就是盛家的七小姐。”雪茄烟雾之中，那个旧上海名门女性的身影，变得既醒目又孤独。
盛爱颐晚年仍得到子女和亲友照料。1983年，她在上海去世，亲友陪伴左右，之后安葬于苏州郊外的一处山地。她与宋子文之间的故事，留在了上海近代家族史的诸多细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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