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2年1月，北京，七千人大会正在举行。毛主席谈到历史经验时，没有从秦末战乱的惨烈场面讲起，而是把话题落在楚汉相争上：“刘邦胜了项羽，项羽败了刘邦，不是偶然的。”
这句话听着简单，分量却不轻。项羽手握重兵，勇冠三军，曾在巨鹿之战中击破秦军主力；刘邦起兵时，不过是沛县亭长，论武力、论声势，都无法与项羽相比。可最后，胜负却完全倒转。
毛主席看中的，显然不是谁更能打，而是谁能把局部优势变成整体胜势。项羽长于战场冲杀，刘邦则更懂得借助别人、安定人心，并且能够在不利局面下保存自己。
秦末真正的转折点，不只是战场上的刀兵。秦二世统治失控后，各地纷纷起兵，项羽率楚军在巨鹿击败王离所部，秦军主力由此崩溃。项羽的威名，也在这场大战后达到顶峰。
但有意思的是，打垮秦军的人，并不等于最先进入关中的人。刘邦趁秦军主力被牵制，率军西进，于公元前206年先入咸阳。秦王子婴出降，刘邦没有纵兵抢掠，而是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约定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这几条规矩并不复杂，却解决了一个要害问题：秦人害怕的，不只是秦朝，也害怕新的军队再次烧杀抢掠。刘邦让百姓看到，换了旗号，日子未必还要照旧受苦。
项羽随后进入关中，杀死子婴，火烧咸阳宫室。关于阿房宫是否已经完全建成，史学界早有讨论，但项羽焚烧咸阳及其宫室，却是史书明确记载的事实。这样的处置，既有泄愤意味，也让关中百姓对他失去期待。
鸿门宴更能看出两人的差别。公元前206年，刘邦驻军霸上，项羽率四十万大军抵达新丰鸿门，双方力量悬殊。范增看出刘邦将成大患，多次示意项羽下手，项羽却迟迟不能决断。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危急时刻，项伯出面遮护，樊哙闯帐，刘邦借机脱身。范增怒摔玉斗，骂道：“竖子不足与谋！”这句牢骚背后，是一场战略机会的彻底丧失。
项羽不是没有能力除掉刘邦，而是不愿把判断交给部下，又受制于自己的性情。他看重个人气概，凡事要讲“英雄”二字，却没有意识到，争夺天下并不是擂台比武，仁慈和犹豫一旦用错地方，就会变成对自己不利的空隙。
分封诸侯时，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把天下重新分割。他把刘邦封到巴蜀、汉中一带，原本是想让刘邦远离关中。没想到汉中地形险要，秦岭、巴山成为屏障，刘邦反而获得了休养整军的空间。
刘邦烧毁栈道，表面上像是表示不再东进，实际上却在暗中积蓄力量。韩信被拜为大将军后，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汉军重新杀回关中。这里面既有韩信的军事才华，也有刘邦敢于放权的魄力。
韩信并非一开始就得到重用。萧何连夜追赶，才把这位将领请回来。刘邦听取萧何意见，举行隆重的拜将仪式，将军队交给韩信指挥。换作项羽，未必愿意把大军交给一个出身低微、此前并无显赫战功的人。
项羽麾下同样不缺人才，范增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遗憾的是，范增有谋，却没有真正获得项羽的信任；项羽有兵，却习惯凭自己的判断作决定。一个团队若只听首领个人的好恶，再多谋士也很难发挥作用。
楚汉战争后期，双方在荥阳、成皋一线长期拉锯。刘邦并不急于单独击败项羽，而是让韩信北上、彭越袭扰楚军粮道，又争取英布反楚。项羽每次都能在局部战场取胜，却不得不四处救火，兵力和粮草不断被消耗。
公元前203年，楚汉双方一度以鸿沟为界议和。项羽按照约定释放刘邦家属，刘邦脱险后，却在张良、陈平等人建议下撕毁盟约，继续追击。有人觉得这不够厚道，但战争不是私人约定，刘邦明白，放虎归山，日后必成大患。
项羽的问题，归根到底不是不会打仗，而是把一时的胜负看得太重，把个人威望看得太重。他在巨鹿一战成名，却没有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他分封诸侯，却没有真正解决各方势力的矛盾；他爱惜名声，却屡屡错过决定生死的机会。
刘邦则相反。他能忍。鸿门宴后暂避锋芒，彭城惨败后重新收拢兵力；他能用人，萧何、韩信、张良各展所长；他也能接受自己不如别人，把冲锋、谋划、治理分别交给合适的人去做。
所以，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讲刘邦与项羽，重点并非赞美刘邦个人，更不是否定项羽的军事才能，而是借这段历史说明一个道理：决定成败的，往往不是一场仗赢得多漂亮，而是能不能把人才、民心、地盘和时间拧成一股绳。
公元前202年，垓下楚军突围失败，项羽渡乌江的机会曾经出现，他却选择留下决战。面对追兵，他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这句话既有悲壮，也暴露出他的局限——把失败归于天命，便很难再追问自己究竟错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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