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57年冬天，日内瓦，杨武之终于见到了刚刚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长子杨振宁。父子相对而坐，谈的不只是久别重逢，还有一个让两人反复纠结的问题：杨振宁究竟要把自己的科学事业放在哪里。
这场见面背后，牵着一段特殊的家史。杨武之是中国早期数学教育的重要开拓者，也是中国较早取得数学博士学位的人之一。华罗庚曾把他称为引领自己走上数论道路的老师，陈省身也曾受教于他。对许多学生而言，杨武之不仅传授公式和定理，更让他们明白，数学研究不能脱离国家的需要。
1896年，杨武之出生在安徽合肥一个重视读书的家庭。那时科举制度已经结束，旧式功名失去了原有作用，但家中仍把求学看成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1914年，他进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预科，毕业后回到安徽任教。
教书并没有让他停止学习。1923年，他通过公费留学考试赴美国深造，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学习。1928年，他以关于华林问题推广的论文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数学史上早期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
学成之后，他没有留在美国谋求个人发展，而是回到国内，先后在厦门大学、清华大学任教。抗战时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条件很苦，教材不足，教室简陋，师生甚至要面对空袭和物资匮乏，杨武之仍担任数学系负责人，尽力维持教学和研究。
他常对学生说：“国家可以暂时贫弱，学问不能因此中断。”这句话未必是某次正式演讲中的原话，却很符合他一生的选择。杨武之看得明白，战乱年代最容易被忽视的，恰恰是教育，而教育决定着一个国家能否重新站起来。
杨振宁的成长，也是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展开的。杨武之早年在外求学、任教，杨振宁主要由母亲罗孟华照料。母亲重视识字和读书，父亲回国后，则进一步给孩子系统的数学训练，还要求他阅读《孟子》等传统典籍。
有意思的是，杨振宁小时候并不只是埋头读书。他曾试着制作简易幻灯装置，把光影投到墙上。这样的好奇心后来转化成了对物理世界的持续追问。1938年，他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开始接受专业训练，1945年取得硕士学位，随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
1956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理论。次年，两人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华人科学家首次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杨家也因此成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和科学史上都绕不开的家庭。
但荣誉没有消除父子之间的分歧。1957年获奖后，杨振宁在日内瓦工作，并邀请父亲前来相聚。杨武之临行前曾就出行和会面事宜请示有关方面，因为这次探望还承担着劝说儿子回国的期待。
见面时，杨武之把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育变化、社会气象讲给儿子听，劝他不要前往台湾，也希望他将来回到大陆。杨振宁没有接受这一建议。他清楚国内百废待兴，理论物理研究条件尤其有限，而自己已经在美国建立了学术关系。
1960年和1962年，杨武之夫妇又两次到日内瓦探望儿子。第二次劝说仍没有结果。到了第三次，杨武之的态度出现了变化。他不再只强调立即回国，而是退了一步，说：“台湾不能去，条件成熟了，还是要回来。”
这句话看似平静，里面却有父亲的坚持，也有对现实的承认。三年困难时期，国内科研环境确实很难满足尖端理论研究的需要。杨武之希望儿子回国，是家国情怀；杨振宁暂留海外，则是对学术条件和个人责任的判断。两种选择并非简单的对错之争。
1964年，杨振宁加入美国国籍。杨武之对此始终难以释怀，杨振宁晚年曾回忆，父亲一直没有真正原谅自己。只是这种“没有原谅”，更像一个老知识分子对儿子选择的长期失望，而不是彻底割断亲情。
杨振宁并未因此与中国隔绝。1971年，他访问中国，关心国内科学界的处境；在特殊年代，他点名要求见邓稼先，这次会面后来成为外界关注的往事。杨振宁也曾通过公开活动和学术交往，为中国科学界争取理解与尊重。
杨武之于1973年去世，没能等到儿子回到中国生活。多年以后，杨振宁放弃美国国籍，成为中国公民，完成了身份上的改变。这个决定发生在父亲去世之后，父子之间那场持续多年的争论，也只能停留在历史记载和杨振宁的回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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