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千条人命被无视？千人上街欢呼战犯身亡，波黑分裂再添铁证

许多波黑塞族人至今仍将拉特科·姆拉迪奇视为英雄，这一现象无不提醒我们，这个国家至今仍然深陷分裂。南斯拉夫解体时，我年仅19岁，居住在波黑第二大城市巴尼亚卢卡。那段时间，我最深刻的记忆是震惊，以及原本正常的生活被迅速打断。

当时我对政治并不关心，也很少关注新闻，因此完全没有预料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场全面战争，以及针对波什尼亚克人，即波黑穆斯林的种族灭绝。这场暴行由波黑塞族将领、已被判定犯有战争罪的拉特科·姆拉迪奇主导。

他本周在海牙的监狱中去世。成长过程中，我和朋友们从未谈论过族裔身份。我最好的两个朋友都不是塞族人，直到1992年4月和5月他们突然离开波黑时，我才意识到这一点。不久后，我被告知将被征入塞族地方防卫部队，却对其一无所知。我去领取制服和靴子，那时父母把我送上了离开这个国家的汽车。我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这是我第一次独自离开祖国：仓促出走，没有告别，也不知道能否再见到家人，更不知何时才能重聚。

我并非孤例。战争期间，近200万波黑人流离失所。如今，随着姆拉迪奇去世，战争记忆再次涌上心头。同时，波黑一些塞族人把他当作英雄庆祝的场景，也令人沮丧。他不是英雄；但简单地称他为“疯子”或“屠夫”，同样无助于理解问题。姆拉迪奇象征着战争遗留问题至今未解：波黑人之间持续存在的分裂，以及许多人对当年暴行的选择性记忆。

2022年，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一幅前波黑塞族军队总司令拉特科·姆拉迪奇的壁画被人泼漆破坏。姆拉迪奇是南斯拉夫军队的职业军官。波黑战争爆发之初，他被任命为波黑塞族军队总司令，军中晋升也因此明显加快。

这支新组建的军队继承了前南斯拉夫军队的全部装甲装备，掌握着波黑境内几乎所有武器和军事基础设施，而指挥它的正是像姆拉迪奇这样经验丰富的职业军官。

姆拉迪奇的军队很快控制了全国70%以上的地区，并围困首都萨拉热窝。1992年至1995年的战争共造成10多万人死亡。1995年7月，波黑塞族军队在斯雷布雷尼察种族灭绝中杀害了至少8000名波什尼亚克男性和男童。

姆拉迪奇代表了这场残酷军事行动，也是当时塞族民族主义高涨的象征。1994年9月初，拉特科·姆拉迪奇将军在波黑城镇察津附近与士兵交谈。

在相关研究中，研究者查阅了塞尔维亚士兵和战时领导人的叙述，也与前波黑塞族共和国总统比利亚娜·普拉夫希奇进行了大量交谈。她是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起诉的唯一女性被告，与姆拉迪奇关系密切，对他非常了解。塞尔维亚士兵和领导人——遗憾的是，也包括许多塞族普通民众——都钦佩他，认为他勇敢、自信得近乎非同寻常，并且极具权势感。

这也正是为什么直到今天，许多塞族人仍把他视为自己的保护者，甚至视为“圣人”，认为他在战争中保卫了塞族人。由于一代又一代年轻塞族人长期接受关于他战时“英雄事迹”的叙述灌输，他在塞族神话中占据着特殊位置。战争于1996年结束后，姆拉迪奇潜逃近16年，一直藏身于塞尔维亚乡村，直到被捕。随后他在海牙受审，被判犯有战争罪，并于2017年被判处终身监禁。

作为研究大规模暴行的学者，在试图理解或解释这类罪行实施者的行为时，必须格外谨慎。媒体常把姆拉迪奇描绘成疯子，以及“波黑屠夫”。但一个重要的判断是，他并不是精神病患者。如果这样界定他，反而会削弱他的刑事责任，也会淡化那些使其罪行成为可能的制度和结构。这会把他描绘成一个脱离人性的人。

姆拉迪奇因其犯下的罪行而被视为“非同寻常”，但他也是一个“普通”的顾家男人。1994年，他唯一的女儿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用他的手枪自杀。有人称，她是在得知父亲在战争中的角色后选择结束生命的。

重要的是，不应把姆拉迪奇看成某种犯下大规模罪行的人，而应看作一个实施了这些罪行的人。把一名被判犯有战争罪和种族灭绝罪的人“还原为人”，会让很多人感到不适，因为这可能削弱其罪行的严重性和个人责任。这种担忧应当被严肃对待。但如果希望从中汲取教训，防止类似罪行在未来重演，那么理解像姆拉迪奇这样的人为何能够犯下这些罪行，仍然十分重要。

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围绕姆拉迪奇而存在的庞大军事体系。单凭他一人，不可能实施战争中的全部暴行。他背后有一整支军队支持其决定，并执行其命令。姆拉迪奇被捕并定罪，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这种司法正义并不完整。任何判决和刑罚都无法让数以千计逝去的生命复生，也无法让流离失所者回到原来的家园。

更重要的是，波黑人或许通过姆拉迪奇被定罪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正义，但许多人仍觉得自己没有得到道义上的正义。无论是姆拉迪奇，还是其他被定罪的战争罪犯，都从未向受害者家属表达悔意，也从未承认自己的罪行。更令人痛心的是，在许多人眼中，他们不是战争罪犯，而是英雄。

2017年，波黑波托察里，埃迪巴·萨利霍维奇与其他波黑妇女一同对姆拉迪奇被判刑作出反应。姆拉迪奇被定罪，也没有给当代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带来和解。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曾希望通过自身工作实现这一点，但这一目标从未达成。

法庭具有历史意义的判决和证词，并没有消除许多人至今仍对战争罪行持有的否认态度。这些审判形成了数百万页证据，毫无争议地确认斯雷布雷尼察种族灭绝确实发生过，而且是由特定个人实施的。联合国机构和各国国内法院也都裁定，这是一起种族灭绝。

许多塞族人至今仍不相信这一点。2024年，数千名波黑塞族人在我的家乡巴尼亚卢卡走上街头，反对联合国一项纪念斯雷布雷尼察种族灭绝的拟议决议。波黑塞族议会还通过了一份报告，否认这场种族灭绝曾经发生。而在本周得知姆拉迪奇去世的消息后，许多年轻的波黑塞族人走上街头，庆祝他的生平和“遗产”。

他们挥舞旗帜，举着印有姆拉迪奇头像的海报，高唱并呼喊他的名字。这些年轻人大多出生于战后，但他们从小听着姆拉迪奇是“塞族拯救者”的叙述长大。

如果至今仍无法消除这种否认，无法破除关于姆拉迪奇所谓英雄事迹的想象，那么战后审判留下的遗产——尤其是政府在重建社会方面的失败——显然存在严重问题。责任在于战后上台的塞族领导层。正是他们放任这种大规模的历史修正主义发生。

在波黑塞族地区的历史教材中，姆拉迪奇和其他战时领导人并未被描述为战争罪犯。相反，他们被塑造成建立“塞族共和国”的英雄。这个以塞族人为主的波黑实体，正是在战争中形成的。

这也正是为什么，战争其实从未真正结束。它今天仍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着，通过官方叙事、象征符号和纪念物不断延续。作为一名长期致力于记录这一时期战争罪行的学者，看到关于这场战争几乎没有任何事实能被所有波黑人共同接受，令人痛心。在此之前，波黑都将持续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