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每次改朝换代,实际都是一次强行均贫富的过程。贫富不均是改朝换代最主要的原因,老百姓活不下去就会造反,战争中,大批豪强、地主被杀或者逃亡。新王朝重新分配土地,改革赋税制度,缓和了阶级矛盾,也实现了一次重新洗牌。历史就这样周而复始。
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作为底层出身的皇帝,他深知贫富不均带来的危害,意图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让朱家王朝永远不会因贫富不均而覆灭。
他的思路是:对富户露头就打,想办法消耗掉富人的财富,每十年重新洗牌一次,绝不让大富户膨胀到一定程度,把大明王朝建成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理想农业社会,把老百姓造反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为实现这一思路,朱元璋制定了历朝最详细的户籍制度,朝廷编制鱼鳞黄册,按照田亩和丁口的多少,把全国百姓分为上户、中户、下户等三种户籍,登记造册作为赋税和服徭役的依据。
按照一般的思路,让田亩多的富户多交赋税,是理所应当的。朱元璋却更简单粗暴,不但让富户多交赋税,还通过让富户直接承担重役,直到破产的方式来均贫富。
明朝以110户为里,10户为甲,里长和甲首均有富户担任。
有人会说,里长和甲首大小也是个干部,不是挺好吗?
这是把朱元璋想得太好了,里长和甲首不但没有工资,还有无限连带责任。
里长和甲首 需要负责催缴钱粮,办理上级交办的公事,如果所在的里甲出现了有农户拖欠钱粮,他们需要负责赔偿垫付,仅这一项就让无数富户破产。
富户还有一个特别沉重的负担,就是担任粮长,即负责押运田赋粮食到官府或者京城,沿途出现损坏遗失,粮长要负责赔偿全部损失。粮长倾家荡产是常态,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 家有千金之产,当一年即有乞丐者矣;家有壮丁十余,当一年即有绝户者矣。”
官府的劳役,大多交给富户承担,而且要自带生产工具。举一个例子,朝廷的驿站除了驿丞是官员以外,其他所有工作人员都是民间签派服役,全部由富户担任。他们要自带马匹、大车、驴等生产工具给驿站免费劳动,还得供应往来官员的饮食等。马匹死了,站户要自掏腰包赔偿。还有把南方富户派到北方去服役的,具体见我昨天写的《朱元璋的农民意识,就知道在地里刨食,经济模式上的大倒退》。这一招,也让无数富户破产。
朝廷临时性的工程,如修筑城墙、河道等,优先向富户摊派钱粮,或者让他们去服劳役。
朱元璋这么做,实际上把本应该由官府承担的基层管理、公用事业建设等负担,全部转嫁给富户。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富户大批破产。《明会典》记载:“ 州县一年之间,辄破中人百家之产, 害莫大于此者。 ”
有人会问:破产的都是富人,普通老百姓没什么损失啊?
这个问题太天真了。富人大批破产,事情却还要人做,怎么办?
朝廷的鱼鳞黄册十年一编,十年过后,那些破产的富人变成了下户,那么,原来中户就自然顶上,变成了上户,苦难该轮到他们身上了。
十年一洗牌,看起来也有一点公平,但背后却藏着巨大的不公平。
“辄破中人百家之产”,大家听明白这句话了吗?实际上被搞破产的全是小地主和富裕中农,大地主极少被波及。为什么会如此?
大地主往往还有一种身份,官绅之家。
明朝的宗室、官员、秀才以上的读书人,是不服徭役的。大地主,谁家没有个官员,没有个读书人? 这种破家的差使,实际上轮不到他们的。
如此一来,受害都是民间的中小地主,在农村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有田的农户纷纷向官员或者读书人之间投献田产,寻求庇护,反而加剧了土地兼并,贫富分化。
专门搞垮民间富户,却不动官僚阶层,这样就能长治久安?
洪武年间,因为皇权高压,这一套能实行下去;到了宣德年间,弊端已经明显显现: 黄册造假非常泛滥;大量的土地投献到了官员之家;民间的上户不断消亡;佥派重役已经找不到真正的民间富户,被迫向中、下户摊派,民户逃亡加剧。正德和弘治年间,民间实际上已经推行不下去了,开始纳银代替徭役。
万历初年,张居正搞一条鞭法,彻底废除了这套害人的制度。
搞垮了民间富户,老百姓并没有得到好处,明朝朝廷实际也没得利,只是肥了宗室、勋贵和官员阶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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