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41年12月25日清晨，安徽巢县钓鱼台镇附近，日军第119旅团长山县业一带着一名向导和三名护卫走进树林。他大概没有想到，自己这次所谓的“游玩”，早已落入新四军第7师侦察人员的视线。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外出。
山县业一从东北调到安徽前，曾任伪满洲国东宁要塞守备队长、牡丹江独立守备队长等职。1940年，他出任日军第119旅团长，随部队进入皖中地区。日军在当地推行烧杀抢掠政策，给百姓造成了严重灾难。
第119旅团在无为一带活动时，气焰十分嚣张。日军依靠较好的装备和充足的兵力，频繁袭击村庄，企图用高压手段切断新四军与群众的联系。可是，他们面对的并不是一支只会正面硬拼的部队。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第7师重新组建，部队编制尚未恢复，装备和粮秣也很紧张。第7师所属第19旅以及一个挺进团，兵力明显不足，尤其新兵较多，战斗经验参差不齐。敌强我弱，形势并不乐观。
1941年12月，山县业一调集第119旅团主力，携带迫击炮、山炮等武器，向无为地区发动进攻。他想用一次大规模行动挽回此前作战中的“颜面”，也试图摧毁第7师在皖中的立足点。
孙仲德时任第7师第19旅旅长。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他没有贸然把部队投入硬仗，而是判断敌我力量，迅速组织部队转移。日军推进到无为时，看到的只是一座已经撤空的城镇。
这一步让山县业一产生了错觉。
他把新四军的转移理解成畏惧，把暂时放弃据点看成彻底失败。日军占领无为后，山县业一的警惕逐渐下降。有人提醒他，新四军突然消失，很可能是在寻找战机，不能因为占了一座空城便掉以轻心。
副官也劝他说：“附近情况不明，外出还是多带些兵力为好。”
山县业一却没有采纳。他认为自己刚刚率部进入无为，新四军已经退避，周围不会有什么危险。带着大批士兵游玩，在他看来反而显得小题大做。于是，12月25日一早，他只带四人离开驻地。
有意思的是，日军主力占据城镇之后，反而给了新四军更大的侦察空间。第7师的侦察人员很快摸清了山县业一的行踪，并把消息送到孙仲德那里。
会议上，几名干部既兴奋又谨慎。山县业一身边确实只有四人，但谁也不能保证树林外没有日军接应部队。若判断失误，派出的部队很可能遭到反包围。
孙仲德听完情况后说：“五个日军，一个营还对付不了吗？”
这句话并非轻率。新四军真正依靠的，是熟悉地形、群众支持和灵活机动的战术。经过进一步侦察，部队确认山县业一等人位于钓鱼台镇附近一片较大的树林中，孙仲德随即派出一个营赶往设伏。
部队抵达后，没有立即集中开火，而是借助内线提供的情况，逐步压缩包围圈。树林面积较大，日军又有武器，若让对方察觉后突围，行动就可能前功尽弃。
营部将战士分成若干小组，每组五至八人，从不同方向向林中搜索。这样既能避免队形过于密集，也方便在发现目标后迅速互相支援。
枪声很快响起。
一组战士发现目标后，山县业一和随从立即寻找掩体还击。短暂交火中，其他小组循声靠拢，包围范围不断收紧。五名日军虽然占据局部地形，却无法抵挡一个营的持续合围。
战斗没有持续太久，山县业一及其四名随从全部被击毙。对新四军而言，这次行动的意义不只是消灭五名日军，更在于打击了第119旅团的嚣张气焰，也证明重新组建后的第7师仍然具备捕捉战机、组织伏击和集中兵力歼敌的能力。
消息传开后，附近群众纷纷拍手称快。山县业一在皖中制造过多起惨案，百姓对他的痛恨并非一朝一夕。这样一个长期依仗武力横行的人，最终却因轻敌和自负，把自己送进了新四军布下的包围圈。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山县业一死后，日军方面仍追授其中将军衔，并授予“金鵄勋章”。对侵略者而言，这是对其军职和所谓“战功”的认可；对遭受苦难的中国百姓而言，这个名字留下的，却是烧杀掠夺与血债累累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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