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作者：默然
老会计死在自己七十三岁那年的惊蛰。
前夜他刚用红墨水瓶的钢笔在泛黄的账本上写下了最后一笔：存款叁拾捌万陆仟肆佰贰拾圆整。这数字他算过无数遍，每月退休金多少，买菜花了多少，电费水费多少，连买韭菜多找的五分钱都记得清清楚楚。写完他搁下笔，把账本锁进樟木箱子，又从枕头底下摸出儿子的信，信上说春节一定回，儿媳怀孕了，想接他去城里住。他笑了笑，没像往常那样回信说“不必挂念”，只是把信叠好，压在账本上面。
第二天清早，邻居发现他坐在那把竹椅上，头歪向窗口，阳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他洗得发白的蓝布衫上。手边还有半杯凉透的茶。
葬礼在第三天。来的人不多，几个老邻居，街道办事处的干事，还有早年带过的徒弟。儿子是从上海飞回来的，红着眼圈，在灵堂前站了很久。老会计生前交代过，丧事从简，骨灰撒江，剩下的钱一半给儿子买房，一半捐给街道的孤寡老人。“我这辈子算过了，”他曾在日记里写，“吃穿用度占去收入的百分之十三点七，剩下的都是数字，记在纸上，好看。”
出殡的时候飘起了细雨。灵车开过老巷，青石板湿漉漉的，路边卖豆腐脑的摊子还支着，热气腾腾。老会计生前每天早晨都要在这儿喝一碗，两块钱，不多不少。摊主认得灵车，愣了一愣，勺子停在半空。
两天后，隔壁单元的张老板也走了。
张老板六十八岁，肝癌晚期，查出时已扩散。他一生热闹，开过饭店，炒过股票，倒腾过古董，后来又在海南买了房子。灵堂设在殡仪馆最大的厅，花圈从门口排到台阶下，乐队奏着哀乐，司仪念的悼词长达三页。来吊唁的人站满了半个厅，有穿西装打领带的，也有光着膀子纹着花的。供桌上摆着他生前最爱喝的五粮液，整瓶打开，酒气混着香火味，熏得人眼睛发酸。
儿子从国外赶回来，哭得站不住。媳妇披麻戴孝，手里攥着厚厚一沓账单——三亚的别墅还有贷款，店里欠供应商的货款，朋友间的借款，算下来比老会计一辈子攒的还多。“他说过，”儿子嘶哑着嗓子，“说我爸这辈子挣一个花两个，他说这叫活得痛快。”
出殡那天晴空万里，三十多辆黑色轿车排成长龙，缓缓驶过商业街。有人在路边拍照，以为是哪个大人物。灵车经过老会计撒江的码头时没有停，径直开向了公墓。那块墓碑是汉白玉的，刻着“福寿全归”四个烫金字，碑前摆着鲜花和供果。
老会计撒江那天，只有儿子和两个帮忙的老邻居站在江边。骨灰撒出去，灰白的粉末被江风一卷，转眼就散进暮色里。儿子蹲在石阶上，从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老会计留下的信。信很短，只一句话：“你妈走得早，我这一生没大本事，只记住一点——人吃多少用多少，老天爷都给量好了。多出来的，不过是存折上的零，最后谁也用不上。”
儿子把信折好放回口袋，又摸了摸另一个信封，那是他爸攒了一辈子的三十八万转账凭证。他抬头看江面，渡船正突突地驶向对岸，船尾拖出一道长长的水痕，又渐渐平复。那一刻他忽然想起小时候，他爸每晚都在灯下算账，钢笔尖沙沙地响，像蚕吃桑叶。他问过，爸，你算来算去做什么？他爸推推老花镜，说：“算清楚了，才知道自己活了多少。”
江风吹过来，带着初春的水腥气。儿子慢慢站起来，拍了拍膝上的灰。远处有货轮的汽笛响了一声，闷闷的，像叹气。
那天夜里他做了个梦。梦里他爸和张老板坐在江边的长椅上，一人端一碗豆腐脑，一人握一瓶五粮液。江上起了雾，他们的身影淡淡的，像水墨画里洇开的两笔。张老板仰头灌了一口酒，大笑：“老陈，你一辈子省，我一辈子花，到头来咱俩坐一块儿了。”他爸舀了一勺豆腐脑，慢慢咽下去，说：“各有各的过法。只是这一碗，我吃出了滋味，你尝到了没有？”
雾更浓了。两个老人的轮廓渐渐融进江水里，只剩碗勺相碰的轻响，叮叮当当的，像算盘珠子落回原处。
儿子醒时天已蒙蒙亮。他摸到枕头下的钥匙，那是他爸留给他的老屋钥匙。他决定不卖那房子了，留着，偶尔回去住住，在账本背面写写自己的日子。吃什么，花什么，遇见什么人，做过什么梦。写得潦草些也没关系，反正最后，谁也不会真的带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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