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52年10月20日凌晨，朝鲜金化以北的597.9高地上，志愿军第15军第135团6连阵地陷入一片混乱。照明弹划过夜空，敌军地堡里的机枪反复扫射，黄继光已经倒下，却又一次撑起身体，向那道火舌扑去。
这一幕发生在上甘岭战役最惨烈的阶段。此前，6连为夺取高地上的零号阵地，连续组织爆破，人员不断减少。等到最后关头，能够继续执行任务的战士已经寥寥无几。
敌军利用沙袋和木料构筑地堡，机枪封锁着通往主峰的山梁。只要这个火力点不被摧毁，后续部队就无法冲锋。连长万福来和指导员冯玉庆都明白，眼前不是一般的进攻，而是拿生命去换取突破口。
黄继光主动站了出来：“让我上吧！”
当时，他是连队通信员，身边还有四川籍战友肖登良、吴三羊。三人交替掩护，借着弹坑和夜色一点点接近地堡。吴三羊中弹牺牲，肖登良也倒在了路上，黄继光仍没有停下。
他先用手雷炸毁了地堡的一侧火力。短暂的寂静过后，机枪又响了起来。黄继光已经多处负伤，仍拖着身体向前爬行。到了距离地堡数米的位置，他投出最后一枚手雷，机枪声暂时停止，冲锋部队随即跃出阵地。
可是，敌军机枪很快重新喷吐火舌。山梁上的志愿军暴露在开阔地带，冲锋被硬生生压住。黄继光此时已经失去继续投弹的条件，他用手臂支撑地面，艰难地站了起来，扑向地堡射孔。
枪声只响了几下，便彻底沉寂。
战友们抓住这个瞬间冲上阵地，零号阵地被突破，主峰方向的战斗也获得了关键支援。黄继光牺牲时年仅21岁。他没有留下完整遗体，留下的是一条被鲜血浸透的军装和一个再也无法站起的身影。
遗体并没有立即运下山。上甘岭战场反复争夺，敌我双方都在炮火中抢占阵地。直到几天后，战友冒着危险，才把黄继光的遗体从前沿阵地抢运下来，送往后方卫生所。
负责收殓的，是王清珍、官义芝、何成君、张向珍等4名卫生员。她们原本以为，自己面对的只是一具战士遗体，真正看清黄继光的遗体后，几个人都失声痛哭。
朝鲜山地气温很低，遗体经过数日暴露，血迹已经凝固。黄继光仍保持着扑向射孔的姿势，双臂高举，肌肉和衣物紧紧粘在一起。军装无法正常脱下，只能用温水一点点浸软，再用剪刀剪开。
最棘手的是那双手。
手臂已经僵硬，始终高高举着，无法放下。卫生员们不敢强行扳动，只能烧热水，用毛巾反复热敷。前线缺少专业设备，大家便找来汽油桶烧水，昼夜轮换，坚持了很长时间，才使遗体逐渐能够活动，随后换上新的志愿军军装。
有人问卫生员：“为什么不直接把手放下来？”
她们没有回答。那双手曾经托住过战友的冲锋，也曾经挡住敌人的机枪，谁都不愿意用粗暴的方式改变它最后的姿势。
黄继光出身于四川中江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1年1月8日，他出生在中江县的一个小山村。家中缺田少粮，父亲长期给地主做工，家庭还背负债务。少年时期的黄继光干过长工，放过牛，也受过打骂和压榨。
这样的经历，使他很早便懂得“穷”并不只是缺粮，还意味着没有选择命运的权利。1951年春，中江县开始征集志愿军，黄继光报名时因个子矮小、营养不良，起初没有被录取。他不肯离开，几次请求，最终获得参军机会。
跨过鸭绿江后，他被编入第15军第135团第2营第6连。通信员的任务并不轻松，传递命令、联络阵地，往往要穿过炮火覆盖区。黄继光多次完成任务，并立下三等功，连长万福来因此对他十分器重。
有意思的是，牺牲前，黄继光把母亲来信、入党申请材料以及慰问品交给指导员保管。他还托人留下话：“如果我牺牲了，请告诉我母亲，我没有辜负她和祖国的希望。”
这不是临时起意的豪言。黄继光曾在观看苏联电影《普通一兵》后，对战友谈起马特洛索夫堵住敌人射孔的情节。那时他说过，若自己遇到同样情况，也会这样做。两个月后，这句话在597.9高地上成为现实。
1953年3月，黄继光的遗体安葬于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同年，他被追记特等功，追授“特级英雄”称号。母亲邓芝芳后来多次受到接见，并参加了相关纪念活动。
直到1965年，邓芝芳随中国人民赴朝访问团来到上甘岭。离开故乡十多年后，她终于站在儿子牺牲的地方。那一天，她没有再强忍，面对山梁和旧阵地，老人失声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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