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46年7月，重庆，国民党当局借宴请之名约见王维舟，桌上的酒菜没有动几口，蒋介石的命令已经送到：限他三天之内离开四川。
时任重庆市长、代理行营主任的张笃伦把话说得很直接：“王维舟是搞兵变暴动的专家，此地不能留。”这句话表面是在传达命令，背后却透露出国民党对这个老共产党员的忌惮。
王维舟当时并不是一名普通的地方干部。他曾任八路军第129师385旅副旅长，后来担任旅长兼政治委员，在陇东地区带兵多年。更关键的是，他在川东经营革命武装多年，威望早已深入民间。
蒋介石真正担心的，恰恰是这一点。
在国民党看来，重庆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四川则是重要的兵源、粮源和战略腹地。一个熟悉川东情况、拥有武装斗争经验，又在当地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人，一旦公开活动，影响绝不止于几场演讲或几次会面。
有意思的是，王维舟的革命经历，远比许多人想象得更早。
他出生于四川宣汉，青年时期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护法运动。1920年，他在上海参加了朝鲜共产党组织。当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正式成立。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王维舟才经组织批准转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中共七大审议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时，毛泽东谈到王维舟，称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并说过一句很有分量的话：“他入党比建党还早。”这不是夸张，而是对其早期革命经历的概括。
王维舟后来在四川开展武装斗争，也不是一帆风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奉命返回川东，先后担任川东游击军司令员、红三十三军军长，逐步在当地建立革命力量。
那时的川东，地方武装、会道门和各种势力交错，百姓生活并不安稳。最棘手的一股势力，被称作“神兵”。他们以红布缠手，手持大刀，宣称自己刀枪不入，借助迷信招揽人员，实际上却烧杀抢掠，严重威胁地方社会。
“子弹打不进来，怕什么？”有战士面对“神兵”时心里发怵。
王维舟没有顺着这种恐惧走。他对部队说：“刀枪不入是骗人的，打仗要靠组织和纪律。”随后，他带领红军连续作战，用了大约一个月时间，击破这股所谓的“神兵”。
这场行动的意义不只是消灭了一支地方武装。红军拆穿了迷信背后的骗局，也让当地群众看到，真正能够保护他们的不是神秘传说，而是有纪律、有目标的革命队伍。川东民间因此流传起一句话：“红军是天兵天将，王维舟有破神法。”
多年后，王维舟离开川渝，进入陕甘宁边区工作。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在八路军第129师385旅任职，率部驻守陇东庆阳一带。这里既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屏障，也是连接西北多地的战略通道，部队承担着保卫边区、开展群众工作等任务。
抗战胜利后，重庆谈判留下的《双十协定》并没有阻止内战。1946年3月，王维舟被任命为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携家人秘密前往重庆。毛泽东曾明确提醒：“不要幻想，达成协议的，还只是纸上的东西，要变成现实还要做很大的努力。”
王维舟抵达重庆后，与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会合。两人没有公开身份，工作重点包括联络各界人士、宣传中共主张、争取社会力量，同时密切观察国民党方面的动向。
这种身份上的隐蔽并没有持续太久。国民政府准备还都南京，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离开重庆前，在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了吴玉章和王维舟的身份。此举既是为了让他们继续开展统战工作，也意味着王维舟重新出现在川渝社会的视野中。
消息传开后，国民党方面迅速制造舆论，散布王维舟要在重庆发动武装暴动的说法。随后，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内战全面爆发，重庆的政治空气骤然紧张。
王维舟的处境也随之恶化。蒋介石没有选择公开审判，而是下令让他限期出川。国民党方面担心的，不仅是王维舟个人，更是他可能在四川重新建立联系，将多年积累的群众威望转化为政治影响。
后来，国民党以安全为名，安排飞机将王维舟一家送往南京。经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协调，他们才得以转机返回延安。一个曾在川东纵横多年的老革命，最终被迫离开重庆，这场驱逐本身已经说明了蒋介石的矛盾心态：既把王维舟视为威胁，又不敢让他继续留在四川。
新中国成立后，王维舟第三次来到重庆。这一次，他不再是秘密开展工作的共产党人，而是承担西南民族教育建设任务，参与筹建西南民族学院并担任院长。1970年，王维舟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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