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前后,江西永丰县君埠乡上田村,少将罗箭站在一段斑驳的红军医院旧墙前,久久没有说话。这里距离县城约百公里,山路曲折,溪流穿村而过。90年前,他的父亲罗瑞卿正是在这里,从死亡线上被抢救回来。
罗箭曾任解放军总装备部后勤部副政委。此次回乡,他带着对父亲的追念,也带着一个迟到了许久的心愿。抚摸墙面时,他眼眶泛红,说道:“是这里的医生和群众,给了父亲第二次生命。”
这句话并非客套。若没有上田红军医院的救治,后来成为开国大将的罗瑞卿,很可能已经倒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战场上。
1931年5月,中央苏区正面临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蒋介石调集重兵,采取稳扎稳打、步步推进的办法,企图压缩红一方面军的活动空间。红军利用侦察所得情报,决定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把敌军引入有利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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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丰南部山岭密布,观音崖便是其中一处险要。山势陡峭,林木茂密,隘口像一道天然屏障。红四军第十一师奉命抢占这里,准备截击由富田方向推进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
当时,红十一师师长曾士峨,政委罗瑞卿。罗瑞卿1906年出生,1931年作战时年仅25岁。年轻,却已经承担起指挥一个师政治工作的重任。观音崖一战,他不仅要稳定部队,还要随时掌握敌军动向。
1931年5月16日,公秉藩率部进入伏击地域。枪声骤然响起,红军从山岭两侧发起攻击。敌军依靠山炮、野炮以及轻重机枪还击,炮弹在山头接连爆炸,树枝、碎石和泥土不断落下。
师部设在山顶下方一间简陋房屋里。罗瑞卿身材高大,进门时常常需要低头。为了方便观察敌情,战士们在屋旁搭起简易棚子,没过多久,棚子便被炮火击毁。罗瑞卿没有退到安全处,仍举着望远镜观察阵地。
“告诉三十三团,缺口不能丢!”他向杨得志下达命令。
话音未落,密集的子弹朝指挥位置打来。罗瑞卿转身时,一发子弹击中面部,从左颊射入,又从靠近太阳穴的位置穿出。鲜血很快浸透衣襟,他无法正常说话,却用手捂住伤口,继续示意部队坚守。
战斗结束后,罗瑞卿因失血过多昏倒。医务人员在紧急处置时,找不到合适的止血材料,便将一枚银元包上纱布,压在伤口上加压止血。这个办法听来简陋,却争取了转运时间。
红军随后把他送往永丰君埠上田村的红军医院。长途转运加重了伤势,到达医院时,他已经高烧,血压很低,伤口感染,并伴有严重的肺部炎症。叶青山、李治两位医生立即进行清创和手术,但真正棘手的问题还在后面:失血太多,必须输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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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开后,周边村民陆续赶来。没有动员仪式,也没有复杂安排,大家挽起袖子,在医院门口排队等候。经过血型检查,符合条件的群众被安排献血。对一所处在封锁区、药品极度短缺的红军医院来说,这种自发援助比任何口号都实际。
然而,手术完成并不意味着脱险。两天过去,罗瑞卿仍然昏迷,高烧不退,呼吸时缓时急。医院缺少消炎药,医生能做的十分有限。经过多日抢救,叶青山和李治不得不作出最坏打算,嘱咐人准备棺木。
一位当地郎中听到消息后,提出可以试用山中草药。几名郎中很快赶来,有人采来半枝莲、犁头草等药材,君埠药店的黄敬华还为罗瑞卿诊脉,配制汤药,并用草药外敷伤口。
“西药不够,山里的药也许能帮上忙。”郎中说。
那段日子,村民背着竹篓进山采药。医生需要仙鹤草,有人连夜打着马灯上山寻找。草药一批批送到医院,红军医生负责煎服、换药和观察病情,地方郎中则不断调整药方。几天后,罗瑞卿的体温逐渐下降,伤口肿胀开始消退,脸色也慢慢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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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终于醒来。
据相关回忆,罗瑞卿苏醒后先盯着屋顶看了很久,确认自己还活着,才慢慢恢复意识。那副为他准备的棺木,最终没有派上用场。后来,毛泽东得知此事,曾打趣说,罗瑞卿是“阎王爷点了名也不去”的人。
观音崖留下的伤痕伴随了罗瑞卿一生,面部的轻微歪斜,便与那次负伤有关。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公安、军队等方面的重要职务,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职位变了,战场上的那段经历却没有被他忘记。
遗憾的是,罗瑞卿未能亲自回到上田村。约90年后,罗箭代父亲来到红军医院旧址,在山风和溪声之间祭拜先辈,也看望那些曾为红军献血、采药、抬担架的普通人。旧址无声,墙体斑驳,然而当年那场生死救治留下的细节,仍清楚地嵌在君埠的地方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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