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经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国有企业由于激励相容问题可能存在效率损失，然而中国在保持较大规模国有经济的同时，实现了快速的市场化转型和民营经济发展。这表明国有部门与民营经济之间存在更为丰富的互动关系。
北大国发院教授易君健，博士生林轶凡与合作者同济大学李文超教授、浙江大学张皓辰研究员从微观视角出发，提出了一个连接国有部门与民营创业的新机制——“家庭内部的双轨制”。研究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市场化改革中，当夫妻的一方在国有部门就业时，另一方更倾向于创业。这是因为国有部门的工作可以为家庭提供稳定的收入和福利保障，从而提高家庭承担创业风险的能力。研究成果“Dual-track in the Family: How Spousal State Employment Fuels Entrepreneurship”已经在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发表。
图1. 论文发表于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研究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家庭追踪数据，考察1993年之后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创业机会。1993年底出台并于次年实施的一系列改革建立并完善了支持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体系。由于沿海地区具有更好的基础设施、对外贸易条件和市场化基础，改革带来的创业机会在这些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
基于这一制度背景，研究采用了“三重差分”的实证策略，在改革前后、沿海与内陆地区，以及配偶是否在国有部门工作三个维度比较个体的创业决策。结果表明，面对市场化改革，配偶在国有部门就业的个体相对于其他个体的创业概率提高9.8个百分点。进一步证据表明，20世纪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例如“下岗潮”）不是引起这一效应的主要因素。
图2. 配偶处于不同部门下，企业家比例的变化趋势
为什么配偶在国有部门工作会促进创业？研究提出并重点检验了家庭保险机制。在20世纪90年代，创业意味着较大的收入波动和经营风险，而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市场尚不完善。与之相比，国有部门的“铁饭碗”能够提供相对稳定的工资、较低的失业风险，以及医疗、养老等福利。因此，配偶的一方如果拥有稳定的国有部门工作，就可以缓冲家庭面临的收入和健康风险，使另一方更有能力承担创业带来的不确定性。
来自家庭和企业两个层面的证据均支持这一解释。CHNS数据显示，配偶在国有部门就业对创业的促进作用，在背景风险较大的家庭以及收入波动较大的地区中更加显著。同时，在能够提供较稳定就业和福利的大型集体企业中也观察到类似效应，而配偶在保障程度较低的小型集体企业就业则没有明显作用。研究还利用中国私营企业调查（CPES）进一步考察创业后的企业行为。结果表明，配偶在国有部门就业的企业家更倾向于进入风险较高的行业，并在研发活动中投入更多资源。相较之下，政治关系和信贷约束缓解等其他解释与数据的吻合程度较低。
该研究从家庭的微观层面揭示了中国渐进式改革中一个此前较少受到关注的机制：国有部门提供的稳定性与民营部门创造的市场活力并非互斥，二者可以通过家庭内部的风险分担形成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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