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32年春，江西苏区一支部队正在整训。队列里，有几名穿着旧式军装的干部格外显眼，他们刚从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转来，既没有参加宁都起义的核心策划，却主动要求留下当红军。带他们进入湘赣苏区的人，正是后来红六军团的重要领导王震。
宁都起义发生在1931年12月。季振同、赵博生、董振堂率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举行起义，部队随后改编为红五军团。这次行动声势很大，却有一个现实问题：起义准备时间紧，许多中下级军官并未提前得知内情。
消息突然传开后，一部分官兵难免疑惑。有人担心红军纪律，也有人不知道家属安置和个人去留，更有人只是暂时观望。面对这种局面，毛泽东提出，愿意留下的可以参加红军，不愿留下的发给路费回家。
原本清楚的原则，执行时却出现了偏差。有人提出，排级以上军官一律不能留。这个做法很快引起反弹。原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旅旅部副官李达便表示，自己虽未参与起义谋划，但已经认同红军的制度和政治主张，愿意凭本领继续服役。
“既然愿意留下，为什么不能给他们机会？”这类意见，在当时并非个别声音。
恰在此时，湘赣苏区独立第一师政委王震到江西开会。他正在筹划整编部队，却苦于缺少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中下级干部。得知情况后，王震向上级申请调人，李达等十余名宁都起义干部由此转入湘赣苏区。
这批人到达后，最初多担任连、排级职务。他们熟悉操典、射击、行军和部队管理，虽出身旧军队，实战经验却很有用。部队缺干部，他们便迅速补上空缺；战斗一打响，训练基础也显出价值。
有意思的是，错误思想并未就此消失。一次会议上，有人又提出“起义过来的都不可靠，排以上军官一个也不能用”。王震当场反对，认为不能用出身代替考察，更不能把有能力、愿意革命的人一概排斥。多年以后，李达仍记得这次争论。
1932年秋冬，蔡会文、萧克调入湘赣苏区，同时带来第二十六路军原有的无线电人员和部分军事干部。无线电队虽人数不多，却承担着联络、侦察和情报传递等关键任务。战争年代，电台往往就是部队的耳目。
边在孝便是其中一员。他1915年生于甘肃临洮，少年时进入西北国民军学习无线电机务，宁都起义后留在红军电台工作，后来转入湘赣军区。红六军团转移到湘鄂川黔后，他又在红二军团电台任职，长征期间继续从事通信工作。抗战爆发后，他因家庭原因离队返乡，晚年曾向党史部门回忆往事。
闫侃斋原名闫乃谔，河南新蔡人，毕业于开封无线电技术学校。参加宁都起义后，他曾在红军通信学校任教。1932年11月，他带领无线电队和一部五十瓦电台进入湘赣苏区，后来担任湘赣军区无线电队队长，并为红军培养了不少通信骨干。1979年，他重新联系到萧克等旧日战友，还将蔡会文、任弼时送给他的怀表和钢笔捐给军事博物馆。
真正把这批干部带到更高位置的，是李达。1905年出生于陕西眉县的李达，早年当过小学教师，后进入军校学习。宁都起义后，他先任红五军团连长，1932年3月随王震到湘赣苏区，不久升任团长，随后担任师参谋长。
湘赣红军番号几经调整，李达始终负责参谋工作。1934年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他担任红二军团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参谋长；解放战争中，又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参谋长。1955年，李达被授予上将军衔，1993年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吴正卿则是在战场上成长起来的指挥员。1932年进入湘赣苏区时，他先做师部文书，后来担任作战参谋和营长。其所在部队在反“围剿”作战中表现突出，吴正卿也逐步升任团长。1935年7月，他接任红十七师师长。
1936年2月，红六军团长征途中经过贵州金沙打鼓新场，一座三层碉堡挡住了部队去路。萧克主张先写信劝降，必要时再采取强攻。吴正卿因战斗紧迫，亲自下山组织再次攻击，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4岁。
此外，张有年长期从事无线电侦察，曾负责破译敌军电报，后来担任第二野战军司令部通信处处长；李东潮从事军校教育，曾任红四分校副校长；黄振荣则由警卫员成长为营、团级干部，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宁都起义干部进入红六军团的人数并不多，但他们带来的军事训练、通信技术和参谋经验，填补了湘赣红军发展中的实际缺口。李达的经历尤其说明，革命队伍考察干部，看的不只是来路，更包括立场、能力和经受战斗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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