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55年夏，北京中南海，毛泽东的工资标准确定后，身边工作人员发现了一件不大寻常的事：这位国家最高领导人没有领取最高级别薪金，而是同意每月领取404.8元。账面上的日常开支，却常常超过工资收入。
这并不意味着生活铺张。恰恰相反，毛泽东对钱的态度十分特别。他不愿亲手接触现金，也不愿让身边人借他的身份占公家便宜。一次，李银桥拿着装有几百元的牛皮纸袋请他过目，毛泽东当即把纸袋推开，说：“我不摸钱，交代你办的事，办了就是。”
这句话，后来成了身边工作人员都熟悉的规矩。钱可以用，但必须有用途、有手续，不能含糊，更不能把公私混在一起。
实行薪金制后，工作人员曾为毛泽东一家拟定过一份生活开支计划。毛泽东和江青的工资合计647.8元，每月计划支出却达到752.63元，差额主要靠稿费弥补。计划中列有主食、副食品、房租、日用品、党费，以及李敏、李讷的学习和生活费用。
从账目看，家庭每天的基本生活费并不高。真正容易超出的，是招待客人、家属看病、保姆生活费、外出用车和医药等项目。这些支出，原则上都由毛泽东个人收入承担，不能随手记到公费账上。
有意思的是，私人客饭也留下了清楚记录。1960年12月，家属陪餐75餐，每人按0.8元计算；1961年1月，客人陪餐115餐，每人按1元计算。数字不大，却说明这笔钱并非无人过问。
稿费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使用的。毛泽东一生著述很多，《毛泽东选集》、单行本以及《毛主席语录》等出版物，都产生过稿酬和版权收入。外文出版也带来相应收入。关于稿费总额，汪东兴后来曾公开表示，大约为120万元，具体账目由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掌握。
这120万元并不是一笔随意支取的私人存款。毛泽东本人不直接保管，任何动用都要经过同意。其用途相当广泛，却大多能找到具体缘由：买书、印制大字本，资助困难人员，支付调查研究费用，以及承担私人交往中的必要开支。
毛泽东藏书很多，除别人赠送外，许多书籍由本人购买。晚年视力下降后，他需要把部分书籍印成大字本，相关费用也从稿费中支付。1954年至1957年间，他还办过供警卫人员学习的业余学校，课本、纸笔、字典和教师酬劳，同样由稿费承担。
学习并不只是识字。警卫人员还要写家乡调查材料，了解基层情况。毛泽东会亲自看报告，改错字、病句和标点。有战士担心写得不好，想请人代笔，他却说：“不要代写，自己写，写多了就会进步。”
稿费也用于帮助普通人。1952年10月2日，他给湖南老师毛宇居写信，寄去300元，说明用于丧葬和治病，并特别注明是自己的稿费。1972年12月，福建莆田教师李庆霖来信反映知青家庭困难，毛泽东回信寄去300元，称其为“聊补无米之炊”。
对身边工作人员，他也有过直接资助。1964年，李银桥回京探望毛泽东，谈到河北安平家乡受灾，毛泽东从稿费中拨出1000元。李银桥不肯收，毛泽东便半开玩笑地说：“怎么，你是想让我摸钱吗？”这才让他把钱带走。
田云玉工资待遇较低时，毛泽东也曾提出从自己的工资中补贴，甚至说每月给他60元。田云玉担心这样会变成“主席的私人”，毛泽东听后感慨：“钱真是个让人讨厌的东西，可人总归还是要用它。”这类资助，往往不是为了享受，而是解决具体困难。
家乡亲友来京，路费、住宿、回程用品，有时也由稿费支出。外出视察中若发现工作人员向地方索要物品，毛泽东会严肃批评，并让人用自己的钱退赔。给齐白石祝寿、照顾贺子珍治病等事项，也有稿费支出的记录。
子女得到的8000元，则发生在特殊情况下。1972年，李讷生育后收入有限，奶粉、保姆和日常生活费使她入不敷出。经请示后，毛泽东同意拨8000元，但并未全部交给她，5000元存入银行，现金只给3000元。
毛泽东逝世后，稿费并没有立即分给家属。直到1981年，中央办公厅征询李敏的意见，她提出只想领取父亲原来准备给自己的那一份，随后得到8000元，以及一台电冰箱和一台20英寸彩色电视机。其余稿费继续由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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