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卫员兰宝华递交调查报告，毛泽东追问：你知道东兰出了个韦拔群吗？

1956年8月，北京怀仁堂，广西参观团正在接受接见。毛泽东握住广西民委副主任黄举平的手，先问起籍贯。黄举平回答来自东兰，毛泽东随即接话：“东兰是不是出了个韦拔群？”一句问话，让在场的人都安静下来。

黄举平点头说：“是的，乡亲们都叫他拔哥。”

毛泽东听后感慨：“群众很拥护他，只可惜牺牲得早。”

这段谈话之所以被记住，不只是因为毛泽东记得一个广西县名，更因为在他的革命经历中，韦拔群并非普通的地方干部，而是右江革命根据地和红七军早期建设中的重要人物。

东兰地处桂西山区，壮、汉、瑶等民族杂居。土地贫瘠，交通不便，军阀、民团和地方豪强层层盘剥，苛捐杂税压在百姓肩上。1894年2月6日，韦拔群出生于东兰县武篆一带。家境相对宽裕，却没有让他与乡土苦难隔绝。

他很早便表现出强烈的反抗性格。1912年，十八岁的韦拔群进入庆远中学读书，因拒绝捐资为校长祝寿而被开除。后来到桂林进入广西政法学堂，又因不满学校的陈腐风气离开。对他而言，读书不是为了谋一份安稳差事，而是为了寻找改变社会的办法。

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韦拔群变卖家产，招募乡友，带着一百多人前往贵州参加护国战争。战事很快因袁世凯病死而结束，但军旅经历使他看清，单靠改换几个军阀，无法解决百姓困境。

五四运动后，他接触《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以“愤不平”为笔名撰文，批评军阀统治和腐败军制。文章触怒上级，他索性离开军队。1920年，他辗转上海、广州，加入广西籍革命团体。1921年回到广西后，曾任南丹、东兰县长，但很快发现，官职并不能真正改变基层秩序，于是返回东兰发动群众。

这一次，他把目光放在农民身上。

韦拔群组织农民协会、自卫军和宣讲队，反对军阀、土豪劣绅与苛捐杂税。他走进瑶族村寨，学着用群众听得懂的话讲道理，也通过山歌、圩场演讲和夜间串联扩大影响。1923年，他领导农民武装三打东兰县城，虽然一度攻下县城，后来因敌军反扑而转入分散斗争，但这场行动打响了右江农民武装斗争的开端。

他没有因挫折停步。1924年8月，韦拔群与陈伯民化装离开东兰，经贵州、云南、越南和香港，于1925年1月抵达广州，进入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那里，他接触到更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结业后，韦拔群受命返回广西。1925年9月30日，东兰县农民协会成立；同年11月，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来自右江各县的农运骨干在北帝岩学习，校训写得很直白：“劳动、互助、奋斗、牺牲。”三期讲习所共培养六百多人，许多学员回到乡村后，成为各地农民运动的骨干。

1926年11月，经陈勉恕、严敏介绍，韦拔群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东兰农会已拥有广泛基础，农军也逐渐形成规模。值得一提的是，他并不把武装看作单纯的作战队伍，而是将其同农会、地方政权和群众组织结合起来，这成为右江革命能够长期坚持的重要原因。

大革命失败后，广西陷入白色恐怖。桂系军阀调集兵力进攻东兰，韦拔群率部转入西山。西山山高林密、岩洞相连，适合小部队活动。他把队伍化整为零，采取伏击、夜袭和破袭等方式，避开敌军优势，保存革命力量。

1929年，广西局势出现变化。邓小平、张云逸等到广西开展工作，韦拔群赴南宁参加农民代表大会，并得到武器支持。返回东兰后，他扩编农军、打通东兰至百色的联系，为右江起义作准备。

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举行，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成立，韦拔群担任第三纵队司令。同日，右江苏维埃政府在平马成立。百色城内军号响起，红旗升上城头，这并非突然发生的转折，而是多年农民运动、武装斗争和基层组织积累后的结果。

红七军主力后来奉命北上，韦拔群奉命留守右江，坚持根据地斗争。1931年至1932年，桂系军队连续对东兰、西山实施“围剿”，兵力一次比一次多。韦拔群带领军民坚壁清野、隐蔽转移、设置障碍，在极端困难中拖住敌人。

1932年10月，韦拔群在西山坚持斗争时遭叛徒暗杀，年仅三十八岁。陈洪涛随后也因叛变被捕牺牲。两位主要领导人相继离去，右江的斗争并未因此中断，东兰、凤山等地的革命力量继续在黔桂边区坚持。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提议为韦拔群等牺牲的革命者默哀。1955年，张云逸等人在广州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说：“韦拔群是广州农讲所最好的学生。”

后来，瑶族警卫员兰宝华回乡探亲，按要求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毛泽东批阅时得知他的家乡都安靠近东兰，便问：“你知道东兰出了个韦拔群吗？”这句话，正是对一个地方革命者长期贡献的确认。

1965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同韦国清谈话时说：“韦拔群是个好同志，我曾经搞过农运，有些东西还是从韦拔群这里学来的。”1962年12月，邓小平曾为纪念韦拔群牺牲三十周年题词；1981年12月10日，又为纪念百色起义题词：“纪念韦拔群、李明瑞等革命先烈，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