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49年7月23日，天津一所医院里，张廷枢因病去世，年仅45岁。此时，北平已经和平解放，许多旧日相识赶来探望，却没能等到他亲眼看到新中国成立。这个东北军将领的一生，和父亲张作相的选择，恰好交织在旧军队、抗日战争与革命队伍之间。
张作相出身寒门。1881年，他生于奉天义县，父亲种田之余还给人吹鼓手，家里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九岁时，他才被送进私塾，读了三年书便因无力承担学费而辍学。泥瓦匠、短工、脚夫，他都做过。
甲午战争后，东北局势动荡，底层百姓的日子更加艰难。张作相年轻时曾因堂兄被仇家杀害而离乡谋生，后来聚集了一批兄弟，走上了绿林道路。1901年前后，他投奔张作霖。两人并非亲族，名字却只差一个字，真正让关系牢固的，是一次枪林弹雨中的救命之恩。
张作霖被清政府收编后，张作相随之进入军界。1907年，奉天整编巡防队，张作霖任前路统领，张作相担任营长。此后，他很少单独经营自己的势力，而是长期站在张作霖身旁，处理军务，维系部属，逐渐成为奉系内部最稳重的辅弼人物。
1916年，张作霖主政奉天。几年之后，张作相出任奉天警备总司令兼第二十七师师长，掌握军政要务。东北军内部都明白，他不是普通部将，而是张作霖最信赖的“老叔”。张学良后来能够在军中迅速站稳脚跟，也离不开这位长辈的扶持。
有意思的是，张作相并不热衷于争夺名位。1921年，张作霖有意让他出任黑龙江督军，他却推荐吴俊升，理由是这样更有利于奉系内部的平衡。这样的推辞并非一次两次。对张作相而言，握有权力不等于必须把权力据为己有。
1925年郭松龄反奉失败后，奉系内部曾有人主张严惩其旧部，甚至斩草除根。张作相却认为，若大规模清洗，势必造成军队分裂。他在会议上据理力争，劝张作霖留有余地。有人问他为何如此坚持，他回答：“军队不能靠仇杀维持，留下这些人，日后仍可为国家打仗。”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东北军内部一时失去主心骨，有人把保安司令的印信送到张作相手中，推举他主持东三省事务。张学良尚在北京，局势稍有迟疑，奉系便可能发生内讧。
张作相没有接受。他坚持等张学良返回奉天。张学良后来多次请他出面主政，张作相仍然推辞：“老帅临终前托我照看汉卿，我若取代他，怎么面对老帅？”这番话既是忠诚，也是判断。他清楚，东北军若要保持统一，最合适的人选只能是张学良。
1933年，张学良下野后，张作相迁居天津，基本退出军政活动。但他并没有因此与东北军旧部断绝联系。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方面曾试图拉拢这位东北旧将，他始终拒绝。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多次邀请他赴东北任职，甚至在撤往台湾时为他一家预留飞机座位，张作相仍未接受。
真正体现其立场的，是他对儿子张廷枢的态度。张廷枢曾任东北军第一一二师师长。1933年后，该部队中出现了较强的抗日和进步倾向，中共派员进入部队开展政治工作，张廷枢对此予以支持。他对身边人说：“请共产党来，是为了抗日，这件事不要声张。”
1935年底，面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张廷枢离开东北军。他对张学良表示：“东北军真要打日本，我第二天就回来。”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长期扣押，张廷枢曾设法营救，未能成功。此后，他逐渐认定，真正能够组织抗战的力量，应当在敌后建立根据地。
1937年8月，张廷枢抵达太原，和一批东北籍学生、军官取得联系。经周恩来及八路军方面安排，他们接受训练。同年秋，训练人员编入八路军第一游击纵队，张廷枢任司令员，部队随后前往八路军总部。毛泽东、朱德曾接见这批人员，对他们坚持抗日表示肯定。
张作相并未公开替儿子张罗前程，但他没有阻拦，也没有利用旧部关系把张廷枢召回。对一个曾身居东北军核心的人来说，这种默许本身就是选择。张廷枢后来赴延安进入抗大学习，毕业后参加晋察冀地区的抗日游击工作。1940年因病前往香港治疗，此后长期疗养，未能重返前线。
张作相于1949年在天津病逝。父子二人走过的道路并不相同：一个在旧军队中守住分寸，一个从东北军转入八路军；但在民族危亡和政局巨变面前，他们都没有接受日本方面的利用，也没有跟随蒋介石退往台湾。张廷枢未能等到七月之后的建国时刻，张作相也没有等到儿子康复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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