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55年4月，昆明，周恩来在云南省委统战部部长陈方家中见到了张若名和她的丈夫杨堃。此行并非公开访问，周恩来与陈毅准备前往印度尼西亚参加万隆会议，途经昆明，接见故友也因此格外低调。
张若名当时是云南大学教授，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学术生活。岁月把两位青年人带到了不同道路上，但周恩来见到她时，仍然提起了邓颖超。他说：“多年不见，小超再三嘱咐我向你问好。”一句话不长，却把几十年的旧日情谊带了出来。
这次见面最值得注意的，并不是所谓“旧情重燃”，而是两个人在经历人生分岔之后，依然保留着对彼此人格的尊重。张若名早已不是当年天津街头的学生领袖，周恩来也不再是留法青年，而是新中国的国务院总理。
1919年，五四运动的风潮席卷天津。张若名、邓颖超、刘清扬等人活跃在女界爱国同志会，周恩来则参加南开学生运动。那时的他们年纪相仿，思想激烈，常常为国家前途奔走呼号。后来被称为“觉悟社”的青年群体，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渐形成的。
1920年2月，因天津学生运动持续发展，周恩来、张若名、郭隆真等人被捕。狱中生活并不轻松，张若名还曾患病，但她没有因此认错。父亲前去劝她服软，甚至表示可以设法保释，她却明确回答，抵制日货、游行请愿是爱国行动，没有投降的理由。
这段经历影响了他们每个人。1920年7月17日，周恩来等人获释。共同坐牢、共同斗争，使周恩来和张若名之间产生了深厚信任。后来的“初恋”说法，正是从这段并肩行动、彼此了解的经历中流传开来。不过，革命年代的青年关系，往往同时包含同志情谊、思想共鸣与个人感情，不能简单用男女恋爱来概括。
出狱后，张若名没有接受家人为她安排的婚事。她进入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随后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她参加了周恩来组织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撰写妇女解放方面的文章，思想上的活跃可见一斑。
变化发生在1924年。周恩来奉命回国，郭隆真后来赴苏联学习，张若名则逐渐退出政治活动，把主要精力转向学术。这个决定令一些朋友不解，但并不等于她投向敌对方面。周恩来后来谈到张若名时，曾强调，脱离政治道路与背叛朋友、出卖组织是两回事。
1928年，周恩来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后取道法国回国，专程到里昂看望张若名。此时的张若名已在里昂中法大学求学多年，与过去的政治圈子联系减少。两人谈起各自近况，也谈到邓颖超。周恩来已经与邓颖超结为夫妻，张若名则选择了另一种人生。
有意思的是，张若名并没有停止追求进步，只是把进步的方向放在学术研究上。她先后取得心理学、哲学、伦理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等方面的学位，之后研究法国文学。1930年，她完成关于安德烈·纪德的博士论文，并通过答辩。
回国后，张若名任教于北平中法大学。她与社会学、民族学学者杨堃结婚，两人约定专心从事学术，不再参与政治活动。1948年4月，夫妻二人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邀请，到昆明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张若名继续留在云南大学从事教育工作。
因此，1955年的昆明会面，既是周恩来与旧友重逢，也是两种人生选择的短暂交汇。周恩来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张若名则在大学讲坛和书斋中度过后半生。两条路并不相同，却没有妨碍彼此承认对方曾经付出的努力。
会面时间很短，具体谈话内容也没有完整记录。可以确认的是，周恩来没有回避那段共同经历，也没有把张若名后来的人生选择视作过错。他带去的那句问候，来自邓颖超，也来自天津觉悟社时期留下的旧日情分。生涯虽已相隔万里，故人仍在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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